《大堰河《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化现象研究.docxVIP

《大堰河《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化现象研究 在讨论艾青的“延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地位时，我们之所以使用“经典”一词，是因为对其理解的理解。在20世纪，当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非常密切时，许多作品被称为“经典”。除了独特的诗歌品质，还有历史机遇。“经典”很可能是某一特定时空的阅读要求及延续下来的惯性造成的, 由于历史相对短暂, 还来不及接受时间的检验, 因此, 在新诗范围内确立的“经典”, 并非都是指向人类集体经验的审美意义上的经典。《大堰河——我的保姆》走向“经典”的过程, 是多种参与机制和权力话语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经典”塑造事件。本文的目的不在于甄别“经典”和“伪经典”, 而是在众多话语间隙中考察《大堰河——我的保姆》走向“经典”的过程, 厘清此过程中各种参与机制发生作用的方式与结果。 一、 《大堰河—左翼话语策略与《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出场 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 是前期象征主义诗歌艺术上成熟和深化的结果。它在反拨诗歌内容上的浅白平淡与形式上的和谐规整两方面, 建构自己的诗学品格;它以自由诗的形式和象征主义的艺术技巧表达独具现代性的个人体验, 成为那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诗歌潮流。 1932年, 从“彩色的欧罗巴”归国的艾青就置身于这样的诗歌语境中。法国象征主义的熏陶和中国诗坛大势, 促使早期的艾青以现代主义诗人身份登上诗坛。期间, 他创作了《巴黎》、《芦笛》、《黎明》等大量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的新诗, 并多发表在现代派刊物《现代》和《新诗》上。因此, 在梳理当时的现代派诗人时, 诗评家孙作云将艾青归入其类。在《论“现代派”诗》中, 他指出其时的现代派诗人主要有“戴望舒, 施蛰存, 李金发及莪珈, 何其芳, 艾青, 金克木, 陈江帆, 李心若, 玲君”, 其中莪珈就是艾青, 并提及了艾青的诗作《当黎明穿上了白衣》、《阳光在远处》和《芦笛》, 同时给予《芦笛》极高的评价。 1936年底, 艾青将1932年至1936年间所写的诗作汇编成集, 选取《大堰河——我的保姆》、《透明的夜》、《聆听》、《那边》、《一个拿撒勒人的死》、《画者的行吟》、《芦笛》、《马赛》和《巴黎》等九篇, 以《大堰河》为名出版。《大堰河》的出版, 对于诗人不仅有里程碑意义, 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最早为这本诗集宣传的是戴望舒等人主编的《新诗》 (1936年12月第3期) , 它用四分之一的页面宣告了这本诗集出版的消息;而1937年的《文学》杂志 (8卷1期) 仅在《新诗集编目》里, 将《大堰河》淹没在大量新出版的新诗集里。但最早关注这本诗集的评论文章却刊于《文学》, 置评者是两位颇具影响的左翼文学批评家——茅盾和胡风。 凭着他们在文坛的威望, 其批评为《大堰河——我的保姆》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并为此后该诗走向“经典”创造了条件。其中, 茅盾在主题想象 (苦难主题的选择) 与言说方式 (内容情绪的深入) 上, 对《大堰河——我的保姆》做了肯定, 认为它“用沉郁的笔调细写了乳娘兼女佣 (大堰河) 的生活痛苦”, 与当时同主题的白话诗“缺乏深入的表现与热烈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胡风则采取左翼的话语策略将艾青的创作置于现实主义语境中进行考察, 认为艾青的诗“平易地然而是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生活所波动的他的情愫, 唱出了被他的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的几幅面影”, 并且做了具有阶级意味的解读: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 看到了诗人对于自己阶级的背叛;在《芦笛》中, 看到了诗人对资产阶级的诅咒。而对于诗中象征主义表现手法, 胡风则称之为作者“心神的健旺”和“偶尔现出了格调的飘忽”, 他从大局上肯定了艾青现实主义的创作潜力:“虽然健旺的心总使他的姿态是‘我的姿态’, 他的歌总是‘我的歌’, 但健旺的东西原是潜在大众里面, 当不会使他孤独的。”从而委婉道出了艾青诗歌创作应选择的方向。 从现代派诗人的身份指认到受到左翼文学理论家的关注和引导, 固然与艾青的诗质相关, 但正如杜衡所言:“在形式的完整上, 在情绪和思想的和谐上, 在表现的充分上, 我们无疑是应该举出这本薄薄的集子的第一首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来做代表的。……只是, 这一种单纯的和谐却只限于《大堰河》这一首诗作, 而并不能推而至于《大堰河》这整个的集子;这集子, 里面所包含的长短篇什虽然总共不过九题, 但我们的诗人可就取了几种不同的姿态在里面出现。”“于是, 《大堰河——我的保姆》便只有对自己的调和, 而对全集却成了独特的例子。”简单说来,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这本诗集中唯一以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诗篇, 与其他更具象征主义色彩的诗篇风格迥异, 成为整部诗集的异彩。而一部诗集的命名应该是对诗集总体风格的指认, 那么, 诗人的命名选择是否也是出于某种现实策略的考虑?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