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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思想研究范式的转换 一、 “范式”的形成 无论是在西方，在中国学术界，政治史学家的研究总是面临不同的问题认识和方法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而且,依笔者之见,各种不同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既是优劣互见的,而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完整把握政治思想史这一研究对象来讲,也应是皆具价值,互为补益的。 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的建立具有开创奠基之功的梁启超先生,在其经典名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曾经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法概括为三种,即“问题的研究法”、“时代的研究法”和“宗派的研究法”,尽管我们还可以据此而作进一步的具体细分,但大体来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断代和通史类著作一般采用的乃是一种将问题、时代与宗派结合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取径与叙述方法。不过,这还不是我们所谓的“范式”意义上的研究法。 在我看来,所谓“范式”乃是指基于对中国政治思想的问题意识与义理结构之核心理念与特色的某种实质性看法而进行的研究或展开的论述。据此,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围绕着“统治”的问题而展开,而“统治”之为“统治”又必然涉及三个基本关系要素即政治主体(谁之统治)、统治方式(怎样统治)与统治对象(统治什么)的话,那么,侧重于或围绕着这三大要素之一而提出某种实质性的看法并就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旨与特色展开研究与论述,便会形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因此,我认为,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来讲,能够真正形成为“范式”的其实不过三种取向。 其一,可称之为“政术”或“治道”的范式。该范式重点关注的是就政治思想家对于“统治”之方式、方法问题的有关思想与论述进行系统的梳理、阐释与解读,即主要是从“政术”或“治道”的内容方面来解读中国政治思想的“问题意识、义理结构和思想脉络”。如梁启超和萧公权二先生在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经典论著中,一般将先秦政治思想的四大家划分为这样几个流派:依梁先生的说法,即以儒墨为代表的人治主义、以法家为代表的法治主义、以道家为代表的无治主义以及专属于儒家的礼治主义;而萧先生的说法是,以儒墨为代表的人治派(即主张贤人政治)、以法家为代表的法治派和以道家为代表的无治派。显然,这样一种流派的划分,其划分的标准或尺度事实上依据的主要就是各家论“政术”或“治道”方面的主张与理念。另如牟宗三先生在其所著《政道与治道》一书中对各家政治主张与理念的主旨,即直接以“治道”名之,且论之详明,以为儒家所主张者为“德化”的治道,道家所主张者为“道化”的治道,而法家所主张者为“物化”的治道。而其中,萧公权先生尤着意于从中西学术之不同来凸显“中国政治思想最显著之特点”,即中国学术“本于致用”而“重实际而不尚玄理”,而西洋学术“重在致知”,且其致知“以求真理为目的”,故“能不拘牵于一时一地之实用,而建立普遍通达之原理”,正因为如此,相对于西方之丰富的政理思想,中国“二千余年之政治之献,十之八九皆论治术。其涉及原理,作纯科学、纯哲学之探讨者,殆不过十之一二。就其大体言之,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Politik;Art of Politics)之范围者多,属于政理(Staatslehre;Political Philosophy,Political Science)之范围者少”。1最近,徐大同先生亦从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以“治国之道”为重心的问题意识与特点作了精到的阐释和论述。2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在有关中国政治思想方面的经典论著或研究性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观点、视角或解释模式。 其二,可称之为民本主义或“民学”的范式。该范式重点关注的是就政治思想家针对“统治”之对象同时亦是“统治”之正当性的依据与目的问题的有关思想与论述进行系统的梳理、阐释与解读。如梁启超先生所言:“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中国人说政治,总以‘天下’为最高目的,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达到这个最高目的中之一阶段。”3据此,我们可以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旨与特色称之为“天下主义”或“‘平天下’主义”,当然,根据思想之历史背景来讲,如萧公权先生所言,我们又可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即“封建天下之思想”和“专制天下之思想”。不过,从对象的视角来讲,更能凸显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特色而具范式意义的乃是谢扶雅先生《中国政治思想史纲》4一书的解读模式。依谢先生之见,所谓的“‘平天下’主义”实亦可说是一种民本主义的“伦理政治”,亦可称之为“民学”,此最能体现“中国政治思想之特征”。故谢先生将整个中国政治思想的演进历程划分为这样几个主要时期:原始时期(前子学时代的民学)、创建时期(子学时代的民学)、继承时期(经学时代的民学)、再造时期(科学时代的民学)。 其三,可称之为“王权主义”的范式。该范式重点关注的是就政治思想家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