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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尧典》诗言志考论
一 关于《基因》的历史地位
“诗志”的表达最早出现在《尚书尧典》中。
帝曰:“夔!命女典乐, 教胄子:直而温, 宽而栗, 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 律和声, 八音克谐, 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
《尚书》是中国上古时期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上古事迹著作的汇编。先秦时称《书》, 汉人改称《尚书》, 意即“上古帝王之书”。由于《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 致使许多学者对它的早出提出了种种质疑。但我们认为, 《尚书》及其《尧典》篇不宜轻易地否定。仅从战国前的文献征引《尚书》的情况略作统计即可说明问题。根据陈梦家先生的《尚书通论》和刘起纡先生的《尚书学史》统计, 《论语》的《为政》《宪问》篇引“《书》云”二次, 《国语》的《周语》《楚语》引“《书》曰”、“《书》有之曰”二次。《左传》引“《书》曰”七次。《墨子》引“先王之书”某某篇多为《尚书》中的篇名, 次数达三十二次。再核对各文献所引《尚书》文句, 虽有些为佚文, 然多数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尚书》内容一致。即便《尧典》也在《左传·文公十八年》被征引过一次。以《夏书》为名引尧舜时事迹的则更有庄公八年、僖公二十四年、二十七年、襄公二十六年、昭公十四年等五次。所以, 我们虽不能说《尧典》反映的一定就是尧时的思想, 但它至少反映了春秋时期, 甚至春秋以远的思想。
我们再分析《尧典》原文本身。当舜帝让夔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 并指出“诗言志, 歌永言”之后, 夔叹息道:“於!予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在优美动人的音乐声中, 化装为各种动物图腾的人载歌载舞, 神与人就通过诗歌音乐来交流思想感情而能协调和谐了。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 诗的表现形式并非仅仅在于语言文字, 而是诗、乐、舞紧密结合, 三位一体。这是符合中国上古时期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葛天氏之乐, 三人操牛尾, 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 二曰玄鸟, 三曰遂草木, 四曰奋五谷, 五曰敬天常, 六曰达帝功, 七曰依地德, 八曰总万物之极。”“葛天氏”应是传说时期的一个部落酋长, “三人”说明是群体演唱, “牛尾”是以猎物为道具, “投足”是以小步为节拍的舞姿, “八阕”是一套原始歌曲名。这八阕的歌辞已经亡佚, 但从乐曲的题目来推测, “载民”是歌唱始祖;“玄鸟”即燕子, 可能是本部落的图腾;“遂草木”歌唱草木茂盛;“奋五谷”歌唱五谷生长;“敬天常”即遵循自然法则;“达帝功”以下反映了原始人的宗教信仰。这套乐曲体现了上古时期诗、乐、舞一体的原始状态, 印证了《尚书·尧典》的观点。既然那时诗乐舞不分, 这里的“诗”就不可能指作为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后出的《诗三百》篇了, 而应是同属“乐”的范畴的一种文体。
第二, 上古时代的诗歌是同原始巫术与宗教活动相联系的, 其歌辞往往就是巫术行使时的咒语或宗教仪式中的祷辞, 反映了先民混沌的原初的生存体验、强烈的主观意向、浓郁的情感诉求, 其意向作用非常鲜明。刘师培说:“盖古代文词, 恒施祈祀, 故巫祝之职, 文词特工。今即《周礼》祝官职掌考之, 若六祝六词之属, 文章各体, 多出于斯。又颂以成功告神明, 铭以功烈扬先祖, 亦与祠祀相联。是则韵语之文, 虽匪一体, 综其大要, 恒由祀礼而生。”李泽厚、刘纲纪也认为“历史地考察起来, 我们认为在远古的氏族社会中, 还不可能产生后世那种抒发个人情感、被称为文艺作品看待的‘诗’。当时所谓的‘诗’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的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和功绩的唱词。它的作者是巫祝之官。”叶舒宪从发生学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诗言志”应该是“诗言祝”、“诗言寺”。在政教统一为一体的初民部落社会, 阉人祭司的社会地位远在常人之上, 有宗教领袖的性质, “诗”原本是具有祭政合一性质的礼仪圣辞, 是由“寺人”唱出来的。“他们原来是宗教典礼的主持者, 王政的神圣监护者。他们在正规场合赋诗献诗, 本有代神传言的性质。”
从以上论述可以知道, 上古时代的“诗”应当是祭祀之辞或庆功之辞, “诗人”应当是主持颂神敬祖的巫祝之官, 《尧典》“诗言志”的“志”始初应当与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社稷活动的内容有关, “诗言志”就意味着, 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形式中, 在天地人神的生命交响曲中, 在神圣的迷狂状态与超自然力量的整合交融中, 物我合一, 人神不分, 传达原始先民的混沌的原初的生存体验、主观意向和情感诉求。
如常为人引用的《礼记·郊特性》中所载相传为伊耆氏祭祀百神的《蜡辞》:“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勿作, 草木归其泽。”显然就是先民为祈求农作物丰收所作的祝祷或咒语, 《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载驱逐旱魃的咒语:“神北行!先除水道, 决通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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