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的门》的乡村神话.docxVIP

《羊的门》的乡村神话 2009年，李佩夫的小说《羊门》终于被作者列入了《共和国作家图书馆》的第十年版。尽管在这10年里, 李佩甫先后发表了《金屋》、《城的灯》、《等等灵魂》等新的长篇, 但均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而《羊的门》却因成功塑造了一位“东方乡村教父”式的人物呼天成, 一直被人们高度关注。 重读《羊的门》, 我依然觉得它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 尤其是对谢丽娟、范骡子、八哥等一些次要人物的处理过于平面化, 对有些现实生活场景 (如“白吃一条街”) 的渲染也有些过度。但是, 它所展示的当代乡村文化结构形态, 以及这种文化结构形态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功能”, 却令人深思。 一 神权意志相融会的社群结构 在《羊的门》里, 李佩甫营构了一座乌托邦式的现代城堡———呼家堡。在那里, 活着的村民们家家户户都住着大小相同、整齐划一的房子, 连家具、房内布局都一模一样, 从而形成了高度一体化的生存形态。在那里, 死去的人也被一排排安葬在“地下新村”, 坟前竖着同样的墓碑 (只有极少数人的墓碑上多了一颗红星) , 照样接受一体化的现实秩序。 在那里, 每天清晨的第一支乐曲都是《东方红》, “这其实是一道命令, 一道无形的命令”, 由是, 所有的男女老少都齐聚到村办公楼前的广场上, 开始做“呼家堡健身操”。在那里, 每个村民都有合适自己的工作岗位, 都可以领取充足的生活消费品, 都可以享受到集体主义的巨大优越性。 在人们饱受了一体化的集体主义之苦后, 呼家堡却让这种集体主义再度大放光芒。它仿佛神话一般, 以异常富饶的姿态, 矗立在一片贫瘠的中原大地上, 成为“平原一枝花”, 令所有人为之骄傲。深究这种被集体主义严格规训了的社群结构, 我以为, 不仅可以解开呼家堡特有的生存形态, 还可以揭示其中所隐藏的特殊的文化结构形态。 从表面上看, 呼家堡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存在, 或者说, 只是作家虚设的一个历史化的地域符号, 但它显然又具有某种现实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 主要体现为平原中所蕴积的顽强的求存精神、传统族群关系所构成的宗法伦理与现代神权意志相融会的社群结构, 也体现为呼天成以“人脉经营”为理念的隐秘而又活跃的权力关系规则。前者是内因, 是呼家堡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体化生存形态的核心因素;后者是外因, 是呼家堡确保自己成功的必要条件, 也是它走向富裕的重要保障。 有必要深入分析这种“合理性”, 它是解开《羊的门》审美意蕴的一把钥匙。在小说中, 作者从一开始就深入到了中原大地的文化核心, 倾心于豫中平原上二十四种“草”的书写。这些草的共同特征是:卑微而低劣, 渺小而贫贱, 但它们能够在“败”中求生, 在“小”中求活, 甚至可以织成“呼家堡绳床”而闻名全国。这种“草性精神”, 与其说是豫中平原上平民百姓的生命象征, 还不如说是那片乡土所孕育出来的生存意志和人生信念, 是那片“绵羊地”里特有的精气魂儿———它隐含了极为复杂的精神品质:坚韧, 精明, 野心勃勃, 敢于冒险, 充满了征服的欲望;同时又能屈能伸, 见风使舵, 权衡利弊, 乃至扭曲自己。用呼天成的说法, 就是一个“韧”字, 一个“忍”字, 在平原, 天是靠不住的, 土地又是十分的贫瘠, 所以那里的人“就活这两个字”。 在这种集“韧”与“忍”于一体的“草性精神”驱动下, 呼家堡终于哺育出了一个个呼风唤雨的权力人物, 并驰骋在大大小小的官场之中, 从省城的重要干部到银行行长, 从省委党报的领导到市工商局的副局长, 包括呼家堡所在的颖平县县长呼国庆等等。他们是呼家堡的骄傲, 既彰显了这种“草性精神”的内在力量, 又使呼家堡在无形之中获得了特殊的生存“资源”。有了这些丰厚的权力资本作为靠山, 呼家堡在改革开放的竞争环境中, 多次获得先机, 从而在贫瘠的平原上迅速崛起, 富甲一方。 在呼家堡的社群结构中, 最富魅力的, 当然还不是这种“草性精神”, 而是在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宗法伦理。作为一种乡村自治的社会结构形成, 宗法制度在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润下, 一直是皇权统治最倚重的基层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亲情为纽带, 将公序良俗作为最基本的生活秩序标准, 形成了自身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同时它又以道德化的精英人物作为领袖, 有效取代了上级权力直接介入生活后的强硬和冷漠。有关这一点, 陈忠实的《白鹿原》曾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叙述。在小说的前五章里, 我们看到, 以白嘉轩为族长的白鹿原, 几乎看不到县令之类权力人物的现身, 社会秩序的维护, 完全依靠朱先生和白嘉轩等族群中的精英人物, 全体村民的生存体现出高度的自治特征。《羊的门》也同样如此。只不过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宗法制度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社会结构, 即现代权力管理体系, 但宗法伦理并没有消亡。呼天成一步步成为说一不二的“呼伯”, 成为呼家堡数十年的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