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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新晚清新学派的新道德 在清末的“新科学家”之后，日本明末科举官僚的精神感受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朝向志士理想的精神革命,在晚清“新学家”那里,便成了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变的精神条件:“志士”是一种与现代国家匹配的“新民”,“新民”之所以为“新”,在于其具有了某种超越旧道德、冲决旧伦理秩序的新道德,一种以“群治”为理想的新道德,一种与新的人间秩序相匹配的“公德”。正如“群治”的理想不同于差序格局下的旧伦理社会,“群治”所要求的“公德”作为一种平等自主的服务大群的“德性”,也不同于旧伦理秩序中由不同伦理关系所设定的相对义务,即所谓“私德”。 不过,在晚清语境下,“公德”的确立却需要两种相反相成的面相:它首先是一种“舍生忘死”的宗教性的道德情操,而这种超越生死的献身精神,却要以一种新的生死观为前提。换言之,这种超越生死的宗教性情操的意义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首先需要确立起其所要超越的“生死”的价值。所谓“生死”之价值,意在表明“生死”已经不是既定预成之价值秩序所能安排,而意味着“生死”已经成为“问题”。“生死”问题之自觉,表明自我必须独自面对虚无,而人生之意义已非现成而自明,也正因此,自我方才可能彻底摆脱既定预成之价值秩序束缚,而成为“孤绝的自我”,无所依傍。同时,“生死”问题之解决,似乎又只有超越“生死”、献身大群,使“自我”在新的价值秩序之创造中,最终摆脱“孤绝”状态,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