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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诗品》与印度《舞论》之比较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对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的一个推测
一、 诗歌评论与美学理想
“品味”是钟昂诗歌研究的一个小亮点。这是近20年来的一个例子。
上世纪前五十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著,在论及钟嵘《诗品》的时候,虽然也涉及到“滋味”说问题,但是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特别的重视。这一时期似乎只有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稍有涉及。他认为:“诗的滋味”确实是钟嵘《诗品》中提倡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所谓‘滋味’虽然近乎神秘,但也不过是一种曲笔寓言,使有文字以上的意味而已。”至上世纪60年代,吴调公先生首先在《江海学刊》发表《说诗味——钟嵘的诗歌评论及其美学理想》(1963年第9期),揭开了这一问题研究的序幕。
由于政治的原因,此后十余年间,这一问题便没有人再提起。就我所披览的资料所及,李传龙的《论钟嵘的“滋味”说》是近二十年首次以“滋味”说为中心研究钟嵘《诗品》的专题论文,他认为,从总的方面看,钟嵘断定作品有没有“滋味”,其基本原则是文质并重。一部作品,只有当它既有“风力”,又有“丹彩”,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算是有“滋味”的作品。因此,他认为钟嵘是把“滋味”说“作为评诗的一个主要标准”。这篇论文发表于1979年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第3辑。有似空谷足音,将这一几乎被遗忘的话题重新捡起,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广泛注意。此后一段时间,相关论文蜂拥而起。据日本学者清水凯夫统计,从1980年到1992年的十二年间,中国大陆共有十四篇论文论及此一问题。
清水凯夫教授对中国的这种《诗品》研究状况“甚感奇异”。为此,他撰写专题论文《〈诗品〉是否以“滋味说”为中心——对近年来中国〈诗品〉研究的商榷》,发表在《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上。清水先生感到“奇异”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上述论文普遍认为,钟嵘是把“滋味”说作为自己“批评的美学标准”和“创作的美学原则”。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这一命题的确切涵意作深入的研究。第二,国外汉学家对于钟嵘的这一命题“全然没有议论过”。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说,‘滋味’说是中国独自感兴趣的论题,是中国《诗品》研究的一个特点。”
为什么中国人对“滋味”说情有独钟?这其实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的。
二、 关于《舞论》的传播
二十年前,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撰写了一篇《论钟嵘的“自然英旨”说》,当时,只是简单地将有关材料作了拼盘式的组装:“自然英旨”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与“自然”相关联的“直寻”说,我认为,钟嵘批判的目标是滥用典故和夸尚声律;其次是与“英旨”相关联的“滋味”说,以“怨”为核心。但是,由于脱离当时丰富多彩的创作实际及历史背景,这种分析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譬如,“滋味”说为什么在齐梁时代突然为许多学者所认可?这一命题与此前理论家论及的“滋味”说有什么不同?又与唐代司空图所说的“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以及他倡导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有什么渊源关系?以当时的学识,我很难回答这些问题。1996年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接触到许多国外汉学研究资料,其中十巨册《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可惜我不懂梵文,只是根据每册英文的前言和部分释文大致了解书中的内容。这里应当特别感谢东亚系的梅祖麟教授,他为我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线索,特别是他与宾州大学梅维恒(VICTORH.MAIR)合写的有关梵文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系列论文以及日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的几篇重要文章,给我极大的启发。他们再次告诉我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齐梁时代的批评家所使用的文论概念,有很多其实是与西域文明的传入有重要关系。
为此,我又重新阅读了金克木先生翻译的《舞论》,深感他们的论述确有相当的道理。
我们知道,《舞论》(又译作《戏剧论》)凡三十七章(抄本分南北两种,南传本三十六章,北传本三十七章),是早期梵语戏剧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总共有五千五百节诗和部分散文,约合汉语二十多万字。早在1965年,金克木先生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0辑选择了三种梵语诗学名著的重要章节,其中之一即是《舞论》(另外两种为《诗镜》和《文镜》)。1980年增加了《韵光》《诗光》而辑成《印度古代文艺理论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之一出版。
据金克木先生考证,《舞论》大约出现在公元纪年初叶,“年代不能推到比公元前后时期更远”。1全书讨论的重点是舞台表演艺术,使我惊讶的是,里面的许多概念与中古文学的术语颇多相通之处。譬如《舞论》论到了三十六种诗相、四种诗的庄严、十种诗病和十种诗德。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关于“诗病”的问题,因为这与中国齐梁时代出现的“八病”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对此,日本学者平田昌司《梵呗与四声论》、《中国赞佛诗的起源》,2梅祖麟、梅维恒合作的文章《近体诗源于梵文考论》3及饶宗颐《鸠摩罗什〈通韵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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