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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思考 买卖合同罪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司法官员对某些规定有不同的理解，对这一罪的研究相对薄弱。笔者拟就本罪理解认定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以期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 关于没收被贩卖的妇女、儿童罪的行为 刑法第241条第5款规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 依照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在笔者看来, 该款规制的是行为人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时并无 (不能证明有) 将其出卖的目的, 在收买之后又产生出卖目的而将被收买的妇女、儿童出卖的行为。如果行为人在当初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时即有 (能证明有) 将其出卖的目的, 则应当适用刑法第240条的规定, 直接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定罪处罚即可, 没有必要适用刑法第241条第5款的规定。在笔者看来, 刑法之所以作出这一规定, 原因在于: 一方面, 从理论上来说,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又出卖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是一种典型的转化犯规定。所谓转化犯, 是指一种行为形态 (基础形态) , 由于符合一定的事实特征 (转化条件) , 而成立另一独立的犯罪 (转化犯罪) 的犯罪形态。(P67)行为人实施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 就已经成立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但是, 由于行为人又实施了将被害妇女、儿童出卖的行为, 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出卖目的, 其前后行为特征符合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构成要件, 因此刑法规定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一罪论处, 行为人先前的收买行为被包含进拐卖妇女、儿童罪中进行评价。由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起刑点较高 (五年有期徒刑) , 将收买行为吸收进拐卖妇女、儿童罪中进行评价, 也不必担心有失罪刑均衡。 另一方面, 从实践角度考察, 虽然刑法第240条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收买妇女、儿童的属于拐卖妇女、儿童罪, 但通常情况下很难证明行为人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之时是否具有将其出卖的目的。当行为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又出卖的, 虽然此时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证明其主观上具有出卖目的, 但要进一步证明这一出卖目的是在收买妇女、儿童之前产生的还是在收买之后产生的, 则非常困难。因此, 当无法查明行为人出卖目的产生的时间点时, 从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出发, 立法上规定将这种情况仅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一罪处理, 不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数罪并罚, 以避免对被告人的不利推定。尽管如此,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刑法只是规定将行为人先前的收买行为纳入拐卖妇女、儿童罪中进行评价, 而没有否认行为人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之后实施的强奸、非法拘禁、故意伤害、侮辱等行为的独立意义。原则上, 这些行为应当独立于拐卖妇女、儿童罪之外予以单独评价。下文对此还有详细分析, 这里暂不赘述。 二、 应当减轻处罚的行为 如前所述, 立法者应当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予以犯罪化, 但是, 这种行为毕竟有别于拐卖行为, 因此有必要从刑事政策上给予区别对待。一方面, 收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拐卖行为。根据刑法第240条第2款的规定,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 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实践中, 行为人实施拐卖行为往往是出于贪财图利的动机, 通过暴力、胁迫、欺骗、利诱等手段剥夺或者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 将其作为商品出卖给他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深, 行为的客观危害较大, 因此刑法对拐卖行为规定了5年有期徒刑的起刑点, 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 可以判处死刑。相反, 收买行为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但行为人主观上一般并无卑劣动机, 实践中行为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目的主要是与之结婚或收养, 客观上收买行为的暴力特征不明显, 对被害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的侵犯程度较为轻缓, 因此刑法对收买行为只规定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法定刑。另一方面, 行为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往往是“事出有因”, 社会因素在这类犯罪的生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仅就收买妇女而言, 由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并不平衡, 某些贫困落后地区的男性客观上存在“娶媳妇难”的问题。在这类犯罪中, 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小, 对这类犯罪人应当以轻缓的刑罚予以警示, 严刑峻法起不到良好的效果。而且, 行为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 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是否继续遭受严重侵犯, 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有些行为人可能会强行与被害妇女发生性关系, 或者虐待、伤害、侮辱被害妇女或儿童, 但有些行为人也可能只是通过言语劝说等方式试图挽留被收买的妇女, 有的行为人更是将被收买的儿童视若己出, 精心抚养。因此, 我们需要在刑事政策上对这些情形给以通盘考虑, 从而切实保护被害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 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 有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