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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欧美城市遗产与城市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布莱登森森林体系的解体、能源危机的增加、亚洲经济的繁荣、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和新自由经济体系的建立。在这种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下，欧美许多城市都面临从制造业为主向消费为主的经济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对日益外迁的制造业和激烈的地方竞争，城市当局都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外来资本，稳定高素质的专业工人，以期获得稳定的税源和发展机会。结果就是传统的经营工厂让位给更激进的经营城市，这种理念上的转变导致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超级集成的产品，和其他城市竞争投资和专业人才。作为产品的城市必须Cool，必须好玩，必须独特，才能高效快捷地获取利润。基于这种新的理念，欧美许多城市开始关注城市遗产，挖掘现有城市空间的商业潜力，来吸引高端游客，留住高端人才。早期实施的城市复兴项目中，最成功的就是美国巴尔的摩内港重建。在伦敦、波士顿、巴黎等城市，遗产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在城市经济和地方竞争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作用。1987年，英国学者休伊森 (Hewison) 就直接用遗产业“Heritage Industry”来描述英国日益蓬勃的基于遗产的经济活动。对于无数的城市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将城市遗产推向旅游市场，通过商业化的运作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是如何商业化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以及如何分配获得的利益。 为什么是城市遗产?在旅游市场中，城市竞争就是比如何吸引潜在游客的眼球。具有独特性的城市遗产往往会加深潜在游客对于一个地方的认可。遗产是过去某段时间里人们在空间活动的结果，过去的时间不可复制，这种时间属性意味着遗产凝结了地方性，不可复制的地方性。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可以批量生产、到处复制，而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特征，体现了某一地方的独特性。需要指出的是，遗产不是凝固的证据，而是动态的，时时刻刻在发生改变，而它的意义也被重新诠释以适应新的形势。同时，工业化和现代化迫使人们关注当前，奋勇争先，追求更多的物质消费，体验浅薄的娱乐节目。在现代化的语境下，人们逐步失去了与时间和空间的联系，变成流动的个体，资本积累流程下的个体。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兴起了大规模的城市遗产旅游和文化旅游，尽管传统的3S (sun, sea, sand) 旅游还是有很大的市场。人们开始怀旧，开始探索与过去的时间和空间的联系，寻找自己的根。简单来说，城市遗产代表了一个地方的独特性，代表了该地方和过去的联系，在旅游市场中具有很强的卖点，城市遗产旅游可以让游客借助具体的载体，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世界观，想象历史，挖掘时间和空间在某一地方的沉淀，增加自己的文化资本。事实上，很多遗产旅游者不仅仅为了追寻新的体验，还想通过阅读遗产景观来提升自己的品位。 什么是城市遗产的商业化?1991年，布里顿 (Britton) 在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将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引入旅游研究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将旅游放入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分析和研究。布里顿强调，只有通过这样的分析框架，旅游研究才能帮助我们认清空间的社会意义和景观特征是如何被创造和发明的，并理解一个地方的表征 (representation) 是如何直接地纳入资本积累的过程。布里顿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商业化。简单来说，商业化就是将物体、服务或者社会关系贴上商业标签在市场上出售，以获取报酬或利润。布里顿认为，地方的商业化有两种形式:第一就是某具体地方 (例如建筑、土地或海滩) 的商业财产权，通过出租或出售，发生合法的确认或转让。第二，如果吸引物不是私人拥有，那么就将旅游体验或服务纳入其使用中，使其成为可以销售的商品，典型的例子包括观光吸引物、纪念品或者具有象征意义的图片。就城市遗产而言，这两种形式都普遍存在。对于城市历史建筑，适应性再利用已经是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措施来保护建筑的外立面和结构，但同时赋予新的功能以延续建筑的生命，避免被拆除，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新天地的石库门住宅建筑。对于城市传统文化，商业因素的加入也不可避免，促使了许多文化符号的消亡、重生或者异化。目前，商业上比较成功的有云南丽江古城内的纳西族少数民族文化。在商业化过程中，城市当局的管理精英伙同私人开发商，发明创造了许多虚幻的文化符号，以加强当地城市遗产的独特性，吸引眼球和投资。所有的这些商业化举措，都是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 如何看待商业化和地方性的关系?布里顿的文章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观点，推动了旅游研究从简单的影响研究到批判性探讨商业社会里权力和资本对于地方形成的决定作用。但是，布里顿分析了商业化的逻辑，却很少关注商业化的后果。城市遗产的商业化也就是具有地方性的城市景观在旅游市场中出售、交易、消费的过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