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中反讽的运用.docxVIP

《傲慢与偏见》中反讽的运用 语言学理论已经应用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已经使用了多年。这是分析文学叙事的最佳途径。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很多学者应用该理论分析了戏剧和诗歌文本,但用于分析小说文本还相对少见。 因此,作者希望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对《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进行具体分析,以期证明该理论用于小说文本分析的可行性,以及它对于读者理解作者意图和理解人物刻画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 言语行为的分类 言语行为理论最初由英国哲学家J. L. Austin在20世纪中叶提出。在Austin的学生根据其讲课笔记整理出版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其指出语言并不仅仅是用来“陈述”、“描写”或“说明”,而通常是用来实施某一种言语行为的,即说话者“以言行事”,并据此将句子划分为施为句(performatives)和表述句(constatives)。但后来其意识到这两类句子并不能完全概括所有的行为,因此在书的后半部分,Austin对此加以改进,将言语行为划分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eutionary act)。Austin的学生John Searle在研究和继承的基础上,将言语行为分为5类:阐述性言语行为(assertives),指令性言语行为(directives),承诺性言语行为(commissives),表达性言语行为(expressives)和宣告性言语行为(declaratives)。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的研究,其中最典型的是纽约大学语言学教授Marry Louise Pratt。她曾指出:“语言一旦进入文学作品便不再是语言的假设是没有充分依据的,创造一种统一的语篇理论既是可能也是必须的,这一理论将使我们能够用与人们运用语言讨论所有其他事情相同的术语来讨论文学。”在她看来,“文学语言”和“普通语言”并没有区别,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也可以用于文学批评。 在荷兰学者Van Dijk对文学作品中的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macro-speech acts and micro-speech acts)的划分基础上,中国学者朱小舟(2002)进一步区分了宏观言语行为与微观言语行为的差别,认为前者是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交流时所执行的宏观上的言语行为,也就是作品的主旨;而后者则是指作品中人物在人物之间的交流中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二 善意条件的内涵 Searle认为,说话人要成功实施某一言语行为,必须满足以下4个条件14: 第一,基本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s):说话人打算通过说出一个语句,使自己承担实施某一行为的义务。比如当A对B说“I will buy you a mobile phone”时,A同时使自己承担起为B购买手机的义务。 第二,命题内容条件(prepositional content conditions):说话人言及一个自己将要去实施的行为。如A对B说“I will go to America to study English next year”,此时A是在表达自己将要去美国学习英文的一种预期行为。 第三,准备条件(preparatory conditions):听话人愿意说话人实施这一行为,并且说话人相信他所要做的事是符合听话人的利益的,但这件事并非是他经常做的。如A对B说“I will increase your salary”,此时,A认为提高B的工资是符合B的愿望的,而且也对B有利,但很显然A不可能经常给B涨工资。 第四,诚意条件(sincerity conditions):说话人真实愿意实施这一行为。如A对B说“I will marry you”,A一定是真的想要嫁给B,否则其不会如此表述,因此,我们可以将这句话看作是A的真实意愿。 总之,在上述4个条件中,诚意条件是实施任何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必须条件,具有构成规则的范式。 Haverkate强调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如果说话者不遵守诚意条件,他的言语行为就可能产生反讽的效果。他的话语意义不能理解为字面意义,而是与字面意义相反、矛盾。说话者可以通过批评的言语实施赞扬行为,即“正话反说”,也可以通过赞扬的言语实施批评行为,即“反话正说”。 三 总体宏观言语行为,即具体言语行为,还是课程言语行为 Van Dijk曾指出“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不是具体的言语行为,而应该是篇章的总体宏观言语行为。”因此本文将从宏观(作品主旨)和微观(人物之间的交流)两种视角来分析该小说的反讽特征。 (一) 反对宏观表面行为 宏观反讽言语行为是指作者如何组织小说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