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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方法 在中国成立之前，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中西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部分。特别是在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中西文学关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西方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和新文学概念的形成，中国作家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西方名著在中国被引进和翻译。中国作家在西方的留学生活和与西方作家的交流，中国作家用外语写作和作品翻译到国外出版。除了最后一条,其他都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现象。 但是在 1955年以后,中国文艺理论家胡风关于中国的五四新文学“是西方进步文学在中国的移植”的观点受到官方批判和否定,它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观点,从此中西文学关系的研究也受到限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只愿意强调现代文学与民族传统的关系,尽量回避讨论来自西方文学的影响,或从批判的角度来加以阐述。但即使如此,学术界仍然无法避而不谈像鲁迅、郭沫若、巴金、曹禺等重要作家的创作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另外,在那个时期,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比如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把中国现代小说放在西方文学的参照系中评说,由此确立了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李欧梵先生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把林琴南、苏曼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的创作放在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参照下加以分析,等等。还有更多的西方汉学家携带着丰富的西方文学的知识背景来解读中国文学,他们揭示了中国作家的知识兴趣和创作营养主要来自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这批学术著作在1980年代以后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在长期封闭环境里,孤陋寡闻的中国研究界抱着对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强烈热情,毫不犹豫地全盘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以及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主要来自西方思想以及文学的影响和指导,这种影响和指导意义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一直延续到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终止。另一轮新的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开始。 当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立起来以后,中西文学关系的研究一度成为该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它是一门将中国文学作为一个独立门类放入比较视野的研究科学,而不是纯粹的对西方学术的回应;其次,它在国内和海外的学术研究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成果,而不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其三,它涉及多门学科,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它从中国文学(尤其是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建构雏形,然后进入比较文学学科领域深化和发展,并且又孕育出新的学科种类,如文学翻译研究、接受研究等等。 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对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开拓性的意义。中国近现代文学从19世纪末开始不到100年的时间,作为一门国家教育部认定的中文专业的二级学科3,其内涵相当单薄,不足以与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古代文献学等二级学科相比,但是一旦把中西文学、中日文学、中苏文学等关系研究加入其中,其研究空间就拓展出新的视野。1980年代中国有一部流传甚广的学术论文集《走向世界文学》4,讨论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这部论文集的书名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焦虑心情:他们认为中国文学是孤立的,被排除在“世界”以外,所以必须强调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来促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也就是说,中国文学还没有与“世界”的文学联成一体,还有待于被“世界”容纳。 因此,研究中西文学关系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比较文学学科引进中国时,最初被广泛接受的是影响研究,这种需要通过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阅读大量材料、搜集大量证据、来寻找和确证文学跨国影响的蛛丝马迹的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文献考证非常相近,让中国的研究者产生信任感。同时,影响研究中,西方文学是文化的输出方,中国文学是接受方,为了维护民族自尊和主动权,研究者们自然选择了接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两种方法常常被并置地运用,既要用大量证据来证明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又要用接受理论来强调中国文学对西方影响有选择的主动权,即中国文学是有自己发展特征和规律的。 这个结论可以千篇一律地适用于所有的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因为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每个民族运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法从事审美活动,并且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文学创作,当然有它自身的发生理由和发展规律。作为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获得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而是要在几种语言之间考察文学因素的传播和接受的复杂过程,以寻找文学交流的可能性及其背后的人性的规律。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工作,至少需要对于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关对象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可是在中国比较文学初期的研究者中,这样的才能是很少有人具备的,精通西方某国语言文学的研究者未必就了解中国文学的状况,而中国文学研究者在考察中国作家与西方的关系时,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