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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几点思考 我的研究领域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也就是说，它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之间传播的。但是在我的专业思想里, 从未把这两个学科看作是相互对立的领域, 相反, 我一直在寻找两个学科之间的融合点, 使彼此成为一个从方法论到本体论都是完整为一的整体学科。严格地说, 中国20世纪文学不可能是孤立的中国文学, 它一开始就是在“世界”的观照下形成其自身的历史, “启蒙”就是其主要的特征, 所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本身就含有比较文学的特性。同样, 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必然是要与具体的作家创作现象、文学思潮和理论、文学运动等联系在一起, 成为各种文学构成的内在因素。或者说, 现代文学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载体, 而中外文学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视角, 两者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极为赞成严绍老师所说的“把比较文学做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 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的说法, 这也是我所苦苦追求和探索的一个比较文学的理想境界。 作为现代文学学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 本身就是在世界性因素的观照下形成自身特点的, 从清末民初的现代性的追求开始, 其发展轨迹基本上是与世界性因素分不开的。研究者如果不加入世界文学的眼光, 当然也是可以研究, 并写出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的 (如从艺术角度分析的作家作品论) , 但是要真正到位地把握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脉络和创作风格, 可能多少都会与世界性的因素相关。我注意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比较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 有一大批原来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纷纷转向这一新的领域进行探索和开拓。为什么不是别的领域而最先是现代文学领域出现这样的敏感和转向呢?我想这正是与现代文学具有比较浓厚的世界性因素有关。但在最初的一步, 学者们理解的“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都不能不依靠传统的影响研究的方法, 从零星片段的资料中推断出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 从翻译、介绍、接受的资料汇编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而无法从方法到理论解决中外文学的关系问题。当然, 从翻译资料到翻译文本的研究也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极有价值的一环, 其最终发展为翻译研究、译介学研究等学科, 构成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特色之一。但是这项工作还是不能从理论上解决中外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理论”, 我的理解是, 理论不仅仅是为研究提供一种视角、一种方法来指导学术研究, 而且能够提供一种世界观来认识整个学科 (或者研究对象) 的带有本质性的特征, 可以适应于多方面的研究, 并且衍生出多种多样的研究课题, 同时也包括了方法论的内容。我之所以后来把注意力集中到“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这一课题上来, 正是出于这样的体会。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包含了两个学科的内涵:“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 而“世界性因素”则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基本特点, 由这一特点沟通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它可以包括作家的世界意识、世界眼界以及世界性的知识结构, 也包括了作品的艺术风格、思想内容以及各种来自“世界”的构成因素,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在20世纪已经不是一个封闭型的国家, 它越来越积极地加入了与世界各国的对话, 自然而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现在的中国人说出“世界”这个词的时候, 已经不再是指一个排除了自身因素的物理空间, 而已经包括了自身, 即中国本身就成了世界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世界的问题。所以, 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时不能不考虑到它的世界性因素, 反之, 讨论“世界性”的时候也自然包括了中国文学的自身因素。这样一种水乳难分的状态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理想状态。我一直不喜欢传统的比较文学总是将研究对象视为两元的因素, 即在跨文化、跨语种、跨国家的前提下, 总是出现“甲—乙”的潜在对立。而世界性因素的理论研究则是把“世界”视为一个广阔的思想平台, 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形态的现象都在这一平台上呈现出来, 构成一种丰富繁复的多声部的对话。多种元素共同呈现在一个平台上不可能没有相互间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在彼此渗透的状态下呈现, 构成了很深刻的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仍然是多种元素相互间影响之前或者之后的各自的面貌的呈现。就好像是一部大型交响乐, 在统一的旋律下各种乐器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形态, 而整个旋律正是通过这些不同声音和形态构成了主题的大“和谐”。人类社会的“和谐”从来就是以个性的充分发展和理想模式的多样化为前提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过自然的对立统一规律:“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 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 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