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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个动物分类法到原始思维中透透气 作家的胡话引起了哲学家的思考。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一篇短篇小说(《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中编了个故事,他假弗兰兹·库恩博士(《红楼梦》德文译者)之口,引述一本中国古代据称叫《天朝仁学广览》的百科全书,说中国有这样一种动物分类法:1.属于皇帝的,2.涂香料的,3.驯养的,4.哺乳的,5.半人半鱼的,6.远古的,7.放养的,8.归入此类的,9.骚动如疯子的,10.不可胜数的,11.用骆毛细笔描绘的,12.诸如此类的,13.破罐而出的,14.远看如苍蝇的。 多年以后,这段虚构故事却让法兰西的福柯心有所动。福柯以为,这一不可思议分类法体现了“另一思想体系的奇异魅力”,而“那样思维的绝对不可能性”,可以拿将过来,反思“我们自己思想的界限”。 福柯计较这个故事,是因为他把“中国动物分类法”视为不同分类系统及其背后的不同思维系统之间不可通约的寓言。现代人的思维不知不觉地在现代知识学科体系的笼罩之下,以至这一逻辑分类体系的前提,成为我们思维的盲点,大家很少去反思各种学科界分及其逻辑预设的合理性。我们的思维就好像装盛于一个个各成边界的学科容器之中,脱离了这种容器的装盛,我们甚至丧失思考的能力。正是在这一学科权力网络的统治之下,类似“中国动物分类法”的思维方式才凸现其启发性的意义。问题不在于这一分类法在中国是否“真实”存在过(这点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不过了,我们可没有欧美人的那种“东方主义想像”),更不在于这样分类是否“正确”,相反,“中国动物分类法”的意义也许正在于那点“荒诞和虚幻”,它才预示出另外一种全新思考的可能,原先在西方/现代思想系统中所熟悉的那些知识分类标记和思维逻辑,在这套分类中没了踪影。于是,在福柯看来,这套分类方式就标示出西方/现代思想系统的某种界限,它给出了一个反思的外在支点。 其实像这样可以成为我们思维定势外在支点的事例很多,我们可以看看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原始思维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没有受到现代逻辑思维的“污染”,它给我们呈现了一种思维的清明的原初状态。 但是要从“原始思维”中获得启发,需要我们搁置一种观念:即认为原始思维是人类思维的原始阶段,把原始人的智力活动归结为我们智力活动的较低级形式。这一观念背后其实有一个假设:人类的思维永远是、处处是同一类型的——惟只有一种类型,才可以区别以先进落后高级低级。在列维·布留尔以前的人类学者,特别是受进化论影响的英国学派(如泰勒、弗雷泽)那里,这样的公设,被认为是一个当然的原则,大家认为它太明显了,不会想到要去证明它、或去质疑它,甚至觉得“即使正式地表述一下都是多余的”(10页),也不觉得自己在研究中使用了这一个前提假设。 列维·布留尔在所有问题的起点上作了一个移换,他质疑这个没有人质疑过的前提公设。他提出:人类思维可以分成原始思维和现代思维两大类型,原始人面临问题的时候,他的智力不是循着我们思维的路径,他不是在同一条路上行动迟缓、落后于我们,他是沿着完全不同的路奔去。在我们思维中呈现为问题的,在他们那里是不存在的。“原始人是在一个许多方面都与我们的世界不相符合的世界中生活着、思考着、感觉着、运动着和行动着”。(374页) 列维·布留尔这样描绘出两种思维的不同之处:首先,现代思维是逻辑思维,原始思维是原逻辑思维(但原逻辑思维不是非逻辑、反逻辑、不合逻辑),它不应用抽象的概念,它不像逻辑思维那样认识、判断和推理。其次,原始思维遵循“互渗率”。它物我不分,同一实体可以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两个或几个地方。而现代思维显然会视此为违反矛盾律。最后,原始思维是神秘思维。现代思维是因果思维,即使我们碰到某种“神秘”的现象,我们也认为这个现象不为无因,我们只是暂时不知道导致它的原因,我们迟早会发现原因。而原始思维不操心事物的因果联系,我们叫做原因并拿来解释事物的那种东西,在它看来最多不过是为神秘力量所利用的一个机会。 正因为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不可通约,理解原始思维,重要的是移形换位,要进入原始人那个思维“场”。很多卓越的田野工作者与原始人遗存朝夕相处,对其思维和行动做了精确细致的观察描绘,但却因为不能“入场”,理解上总是“隔”了一层,毕竟,他们是有意无意以居高(居现代文明之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他们看到的一切,有意无意地把他们观察到的“折算”为现在思维模式中的东西去理解。而列维·布留尔,如果和那些辛劳奔波的田野考察者相比,他只能算个闭门造车的“书斋中的人类学者”,但在《原始思维》里,列维·布留尔只是在问题的最前端做了个视角转换,前人积累的一切材料霎时分明起来,“六经责我开生面”——真是便宜了他! 当然,拒绝把原始思维强行“折算”为我们的现代思维,否定“原始思维是我们思维的低级阶段”,倒不是说我们就要滑向跷跷板的另一头,不是说我们在理性思维、物质主义和增长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