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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仁富思想研究 《论语》作为儒家的基本经典，是以忽视社会人伦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代表了孔子的创始人思想。这一“仁义”思想仍然值得借鉴。说《论语》的“仁富”思想今天还具有借鉴意义, 是基于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国情的认识。阶段性特征、新情况新问题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 而整体富裕后关于“仁富”的思考也应属于“阶段性特征、新情况新问题”的内容。 一、 “富”的国家意识 “富”作为社会的物质基础, 是关于社会的思想体系都要涉及的论题。古今中外的社会学学术思想, 大多有关于“富”的论述。就中国古代而言, 我们仅就和《论语》大约同时代的先秦时期的思想流派关于“富”的理论做简括的考察。 先秦春秋战国时期争鸣的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几家思想体系, 都有自己关于“富”的观点。道家的《老子》从其“道法自然”价值观出发, 提出了“我无事而民自富”的主张, 因此它关于“富”的观点可称为“道富”论。墨家从它思想体系的逻辑源头“兼爱”出发, 主张要实现国家富的目标就要“兼相爱、交相利”, 故它关于“富”的思想是一“兼富”论。法家在治国用兵上主张法本论, 其思想体系的逻辑依据是“法”, 故法家关于“富”的理论可以称为“法富”论。就“法”和“富”的关系, 法家突出强调了“富”的物质基础地位, 它曰:“凡将立国, 制度不可不察也, 治法不可不慎也, 国务不可不谨也, 事本不可不抟也……事本抟, 则民喜农而乐战……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众所周知, 中国古代于春秋战国后是一农业为主的社会, 故农业生产的好差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富贫。《商君书》把农业称为“事本”, 将农业看做国家的根本。关于这一点, 《农战》篇有“国之所以兴者, 农战也”, 《算地》篇有“圣人之为国也, 入令民以属农……富强之功, 可坐而致也”, 《去强》篇有“按兵而农, 粟爵粟任, 则国富……国富者王”的论述, 所有这些都指向了“富”的国家根本意义。道家的“道富”论强调精神的富足、平和而不重视物质生活的富足;墨家的“兼富”论强调无差别的绝对平均主义而与真实的现实生活不符;法家的“法富”论强调法本基础上的富国强兵而使“富”缺乏人性的关怀。总之, 从中国古代尤其先秦看, 各个思想体系关于“富”的理论都以其自身思想的逻辑源头为依据而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不足, 这些不足成为它们最终没能由理想变成社会现实、即使变成社会现实也不长久的原因。就西方而言, 和中国的农业社会不同的是它的商业社会属性, 它在关于富的理论上突出地表现为“商富”特征, 这一点为中世纪以前直接的商品经济和近代以来以资本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所共有。商业的核心理念是对“利润”的追求, 故“商富”的基本点即在于其“求利”性。马克思等人看透“资本”的本质而强调政府干预前提下的社会均富, 以我们今天的认识来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其根本上的“求利”性, 西方的“商富”尽管可以造就国家社会的整体富裕, 但贫富不均和对外争夺依然是其长期存在的特征。儒家以“仁富”为代表的思想, 适合人类生活的现实,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富国强兵、长治久安的盛世。 《论语》就其“仁富”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论语》关于“富”的表述, 除了直接用“富”字外, 还用到了诸如“用”、“奢”、“简”、“贵”、“衣”、“食”、“利”、“聚敛”、“足”、“货殖”、“稼”、“圃”、“庶”、“玉帛”等语汇。对“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论语》认识清醒, 高度重视。在国家层面, 《论语》把物质的富足看做国家生存的重中之重, 关于这一点, 下引这段内容可证: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 奡荡舟, 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耕稼, 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 子曰:“君子哉若人, 尚德哉若人。” 尽管《论语》这里是在强调国家建立和治理过程中“德”的地位高于“力”, 但其中的应有之义也可以是:国家建立和治理的过程中, 军事强大的基础是物质的富足, 否则就是穷兵黩武。关于富足在国家生活中的基础地位, 在《颜渊》篇中也有表述。该篇列举了国家生活的三个基本要素——足食、足兵、民信, 足食列第一。《论语》还认识到“富”在人格修养上的积极意义, “贫而无怨难, 富而无骄易。”它将“富”看做人类的基本欲求, 有“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的表达。孔子还将“富”看作职业选择的基本要求。《述而》篇曰:“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执鞭”在当时是一低贱的职业。我们一般认为, 儒家是反对具有投机特质的商业行为的, 但《论语》在谈到该问题时, 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反对态度, 这一点表现在它关于“货殖”的论述: 子曰:“回也其庶乎, 屡空;赐不受命, 而货殖焉, 亿则屡中。” 我们虽然不能说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