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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白银茶业发展史 唐代有安化茶，但规模大的问题应该是宋朝开始的。“自宋朝西宁五年以来，张春开徽商区在安化县成立。”(P884)其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地方产业,发展到近代以后,产销系统内部已渐趋复杂化,以前茶商与茶农之间单极互动,但至近代后接二连三的开埠通商,洋商纷至沓来,从而又形成洋商与华商之间的互动,最终形成茶农——茶商——茶栈——洋商这种产销模式。而茶商与茶农之间的互动,一方面延缓了茶业的衰落,另一方面茶商对茶农的剥削及茶农墨守成规、作弊等在茶业中形成内损。洋商与华商的互动一方面双方获取利润,推动茶市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洋商对华商的剥削及部分华商的作弊则又造成茶业的外耗。因而,茶业的内损与外耗连同其他因素一起,最终绞杀了安化茶业。 一、 层层盘剥与茶商剥削 在安化,茶农是茶叶的主要种植者,多分布于山区,因受商品经济的冲击及生计所迫,故多种茶。至民国初年,已形成以蓝田(今属涟源)、仙溪为中心的前乡产茶区;以东坪、 乔口、黄沙坪、酉州为中心的后乡上段产制区及以小淹为中心的后乡下段产制区,且多普及。 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安化98户茶农的抽样调查:“每家经营面积均为9.76市亩,平均每家茶园面积为2.66市亩且多为自耕地,占总茶园面积地的96.97%。”(P348) 茶农也是毛茶的制造、销售者。茶季期间,茶农甚忙,往往全家出动,披星戴月。有诗云:“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梁熟,枕畔呼郎起采茶。”鲜叶采下后当晚须制成毛茶,否则隔夜后茶质会变。制茶时,茶农异常辛苦,“日采摘,夜炒焙,恒兼旬不得要枕,人力不足,又须厚雇工。”(P99)茶农制茶多以家庭为单位,手工制作,效率低,缺点多,牌号无法统一,杂质多、水分大、有烟味、气味不佳。 毛茶制成后售给茶庄或掮客,茶农寄望毛茶获高价,以籍收回成本,获取薄利。毛茶出售时,茶农受到茶行、茶客、掮客、洋庄及地方政府等的层层盘剥,往往所剩无几。据民国十九年(1930年)安化《县府档案》载:“若以每百斤红茶价值40元算,茶农实得还不到27元。”(P287)如遇天寒、阴雨等不利天气,因茶叶不能按时采摘,则纷纷破产。当时茶农所受剥削主要有: (一)标价诱买:如卖方不甚踊跃,即特别抬高价格,以资号召。因之,凡有茶叶出售之农民,为求高价,均来拥挤求售,行家乃将价格压低,收回以前高价收购的损失。 (二)打板杀价:卖方挑茶叶投行,经过取样、评价等阶段,到交易破裂,将茶叶挑出,其间所费时间常在两小时左右,至投入第二家茶行,有的已经“收牌”,虽有时幸得交易机会,但已垂头丧气,不致争论价格,任经茶行评定,茶农实为无奈。 (三)大秤短报:一般茶行都不依规约,习用大秤,老秤16两8钱,还有20两者。大秤收茶时,司秤者又必施其称量之术,多称少报。茶行又规 定,每收茶百斤,加秤5斤,是谓九扣秤。有时连此规定也不守,多为八六秤,甚至为七六扣秤,即毛茶有无灰末,照例要扣去4斤作为灰末,所得96斤,再以八折扣,得76.8斤,0.8斤正秤抹去。经多次扣减,茶农所得茶收的“净茶”已大大减少。 (四)浮收行佣:茶市的居间商为茶行,茶行代客买卖,从中收取行佣。照各省牙章程,行佣多由买卖双方承担,其最高额不超过3%,合计为6%,但民国时,安化许多茶行所收行佣全取自卖方,且高达5%-7%。 (五)帽子钱:茶商购买茶叶,常邀行户同伴上山,登各户之门收茶,后有汪某跛其足,常入山中与茶户周旋,所办之茶,品质俱佳,遂为茶商所信任,汪乃利用地位,私自向茶户收取拥金,曰“帽子钱”或“插背手”,亦称“汪子钱”。行之日久,成为行户剥削产户的陋规。 (六)代扣捐税:茶行认捐、代扣,属于茶农者,有团防、教育、区乡行政、实业、慈善等捐,共纳13%,属于茶商者,为营业税,纳说3%,但事实上,均出自茶农。 (七)抽样抹尾:以样茶作为评价的标准,通常不过秤,而作为样司夫和茶行的无偿收入,大抵每百斤扣两斤左右;还收扫地茶,其量也不少;又在交易过程中,茶商付价,例不找零钱,即抹去尾数,作为茶商及茶行司帐之额外收入。(P56)此外,茶行或说这茶不符、或曰干燥不足,均要打折扣,茶农经层层盘剥,往往只得到60%左右的茶款。 茶农为了弥补在交易中的损失,也常常采取作弊的方式来应付茶商: (一)掺假:茶农摘取木叶、枣木叶、金银花叶、柳辣叶、油茶叶、榆栗叶、木瓜树叶等,经炒制后,掺入茶叶内,增加份量。 (二)掺末着水:茶农每将茶末提出,盛蔑箩内,以便着水,掺和出售茶叶内,以籍增加重量。 (三)掺泥沙:茶农于茶叶成交后在挑往茶号途中,撮取泥沙或小石掺入之。 (四)打地铺:出售茶叶以前,也有茶农将茶叶薄铺潮湿之地,使其吸收水分,或将茶末和湿,撒喷于干茶之上,使其受潮。 茶商剥削茶农,茶农在受剥削中欺骗茶商,实际上形成一种互动中的内损定制。茶商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