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喉舌论到媒介功能论危机事件中的媒体责任以西南大旱期间的报道为例.docxVIP

从喉舌论到媒介功能论危机事件中的媒体责任以西南大旱期间的报道为例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产生的全球风险占据主导地位，各种全球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威胁。安东尼·吉登斯说, “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 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 而不是麻木不仁, 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1)在风险社会, 政府运用大众媒介处理危机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作为“耳目喉舌”存在的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在危机事件中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 本文以媒体对西南大旱期的报道为例, 对此作一探讨。 一、 “喉舌论”的主体和性质 在党的报刊理论中, 常用“耳目喉舌”比喻大众媒介的性质和作用, “喉舌”主要是指新闻的指导性, 即新闻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用党的方针、政策来影响、指导受众的思想和行动, 帮助受众明白形势, 明辨是非, 引导人民群众同心同德, 共图改革开放大业。(2) 近代维新变法时期, “耳目喉舌”的提出是基于文人对报刊社会功能的思考。“去塞求通, 厥道非一, 而报馆其导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 则报馆之谓也。”梁启超对于报纸功能认识由“去塞求通”的社会功能层面上升到政治功能层面, 认识到报纸的政治色彩, 是阶级政党的“喉舌”。之后, 许多报人也提出了“喉舌论”的观点, 但“喉舌论”的主体已经明确为“公众”。《大公报》社长吴鼎昌:“我们办报是毫无目的的, 如果有目标的话, 那就是‘为新闻而新闻’, 要真正作人民的耳目喉舌。”(3)从梁启超认为的“国家”、“党派”的“喉舌”到后来报人认为的“公众”的“喉舌”, 是报人对现代报纸性质的认识。 “喉舌论”从作为报刊的一种社会功能被提出, 到成为新闻阶级性的体现, 其中有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借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对新闻工作根本看法, 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在新闻学领域里的具体体现。(4)继马克思之后, 列宁正式提出了党报党性原则, 从政治角度强调党报党刊的党性原则和喉舌角色。 进入“信息时代”之际, 大众传播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媒介生态环境的改变, 使大众传播加速个体化进程。作为自然人而存在的人类已经变为公众的“人”、社会的“人”。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权利资源, 必须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一致。人们要求作为基础资源存在的信息必须透明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 从孙志刚案到“躲猫猫事件”再到“贵州瓮安事件”, 网络作为新兴媒介发挥了信息资源共享的社会功能。大众传播是社会的“耳目喉舌”, 它为社会提供做出决断的途径, 提供人事自身的集体声音, 是传达社会价值观的主要源泉。 资源的物质性, 体现在可控性。新闻作为一种共享的基础资源, 是可控的。“喉舌论”曾经的社会功能及作为新闻制度存在都是受到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影响。“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在贯彻‘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的实践中难以将这一政治信条有效地转化为政治现实, 从而存在着极大的政治信任危机。……解决政治互信这样一种多年积累而成的问题当然不是任何单一的药方就可以奏效的。但是, 极大地提升政务与决策的透明度, 无疑是建立互信关系的非常关键的第一步。”(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媒介技术的进步, 使传媒业必须不断刷新“页面”, 重新整合自己的社会功能。在危机事件的处理中, 大众传播媒介必须重新审视自己, 重新定位自己。 二、 第三,基于验证性事件的群体心理 Pearson﹠Clair (1998) 认为, 危机是一种由关键利益关系人所认知且主观经验的情况, 其发生率低, 却有高度影响性与威胁性;由于情况的成因、结果及解决方法均混沌不明, 常导致群体心理共享的经验及信仰价值破灭或丧失。(6) 西南大旱是2010年发生于我国西南五省市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重庆的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由于波及范围广, 爆发与冲击性极强, 对西南人民造成了生存威胁, 故而可以将西南大旱视为公共危机事件。危机事件的发展有如人的生命周期变化, 从事件爆发前的征候、爆发时到危机平息等, 各阶段各有值得分析之处, 这也是危机管理研究的“阶段取向”。Fink (1986) 最早提出危机的四阶段论———潜伏期、爆发期、善后期、解决期。以下以危机“阶段取向”为线索做一简要的分析。 1、 应对危机事件的“黄金时间”是新闻的亮点 由于环境变动快速而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所有的组织形态, 只要与外界环境有所互动, 就随时处于危机威胁当中。但是危机的爆发并不是“突然”, 它是与组织所处的环境长期矛盾交织影响的结果。因此, 危机事件解决的“黄金时间”应是危机事件的潜伏期。 西南大旱, 《云南日报》是首家关注全省旱情的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