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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质疑《老子》 司马迁写了《史记货殖传》。起初，他写道“老子”。’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据中华书局出版《史记》校点本) 历来的史家都根据这一条资料,说司马迁在这里对《老子》提出了批评,指斥老子的思想行不通.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合理,有悖于司马迁的基本思想。其实,司马迁在这里非但不是批评《老子》,相反却赞同《老子》的主张。试申述四点理山如下: 第一,从文字训读看,有两点应当校正.其一,原文中“必用此为务”,当独立成句,句末应标点句号,而不是逗号.句意是必须采用老子的办法去做。其二,关于原文中的“挽”字,据唐代司马贞的《索隐》说:“‘挽’音晚,古字通用.”又据《说文解字段注》说,“挽,《史记》借为晚字。”如此,则该文中“挽”应当训为“晚”比较合理.“挽近世”当为“晚近之世”,实际上就是指汉武帝统治时期.这样,原文中“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其句意恰恰不是指斥老子,而是指斥汉武帝推行“涂民耳目”的政治为“无行”。“无行”,狭义就是没有道德品行。《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说明当时很强调一个人的品行。本篇“几无行矣”,是从广义上指责汉武帝丧失了清明的政治.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下《史记·平准书》就不难理解.在《平准书》中司马迁对汉武帝所作所为,不惜笔墨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评。用司马迁的观点看,时弊滋生,故曰“几无行矣”. 第二,考察司马迁的思想,基本倾向于道家。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迁引述其父司马谈的观点,对阴阳、儒、墨、名、法各家都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批判,唯独对道家思想全面肯定。他认为道家兼采诸家之长,是完美无缺的。再查《史记》全书中有三十余处提到老子或引用了《老子》中的观点,凡有涉及之处,其态度基本上是褒而无贬。其中,有的是直接称赞,有的是寓称赞于记叙之中。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的思想观点乃是一脉相承,并有发展.如果强言《货殖列传》的篇首是“指斥老子”,则不合司马迁的思想逻辑。 第三,司马迁在该文开头写的“老子曰”一段,引自《老子》第八十章,并没有完全照抄原文,而是对老子思想进行了精心的改造,《老子》中“小国寡民”的落后思想成份被扬弃了。经过扬弃的引文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汉初那种由道家之学演变过来的黄老思想的特征。司马迁完全倾向并赞同这个思想。在《史记·律书》中,司马迁充分表露过这个思想。他在该文中颂扬汉文帝的美好政治时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说:“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这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引“老子曰”一段含义完全一致,毋宁说正是那一段话的改写.由此可见,司马迁引用《老子》此说,不是提出批评,而是改造和吸收了老子思想中积极的一部分内容,提出“必用此为务”。 第四,从《货殖列传》全文看,司马迁为了阐述《货殖列传》的中心思想,即提倡发展农、工、商、虞等各种经济,在后文多次援引或再现了前面所引“老子曰”中的观点及其含义。且从《货殖列传》后文摘抄几段说明之。 (1)“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最下者与之争。” 其中,“身安逸乐”,正是服膺了前面引文中“安其俗,乐其业”的含义。司马迁从耳、目、口、身、心等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美好要求出发,说明“安其俗,乐其业”是人们由来已久的习俗,“终不能化”(即不能改变)。 (2)司马迁接着又在概述秦汉时期各地物产和物质交流的情况时指出,这些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这里“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和篇首引文“老子曰”中的“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是同样的含义。司马迁援引前面的理论,从“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等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资料出发,引出了要重视发展农、工、商、虞社会经济的重要性。 (3)“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里,司马迁用“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这一自然界的物质运动规律来生动地比喻人们安居乐业,从事各种经济事业,也是一种规律,不可遏止。其中“道之所符”、“自然之验”等语,也使我们窥见了司马迁赞同“道”和“自然”的道家思想的痕迹,而非反对以至“批评”它。 综上所述,我认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开宗明义有二:一、引用《老子》的主张作为《货殖》篇的指导思想;二、批评了“晚近世”“涂民耳目”的政治,却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