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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浪记》看日本的中关系 作为太平洋西部的一个小国，古代日本向国际化的主要目标是中国。从公元一世纪开始,日本长期谋求与中国交往。随着东亚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日中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到七世纪为止的七百年间,日本对中关系的开展可以分为“初发期”、“确立期”、“急进期”和“成熟期”等四个时期。 一世纪是日本对中关系的“初发期”。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当时日本列岛上百余国并存,其中与汉设在朝鲜半岛的乐浪郡有联系的约三十国。奴国是三十国中的一国,其位置在今九州北部的福冈县境内。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和〈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奴国王遣使到东汉的首都雒阳朝贡,光武帝赐以印绶。1784年,在福冈市志贺岛发现“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图一)。长期以来,主要是因为金印的钮作蛇形,与中国古代的印章制度不合,学术界有认为它是赝品的。1 956年在中国云南省晋宁石寨山的考古调查发掘中发现了滇王的金印,对照《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可以确认是西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赐给滇王的。1959年我在《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的论文中指出,由于滇王的金印也具有蛇形的钮,可以证明“汉委奴国王”的金印是东汉光武帝所赐的原物无疑①1。这枚贵重的金印在志贺岛出土。说明中国古代史书的记载是何等的正确! 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奴国的人口有二万余户之多,与同在九州北部的末卢国(四千余户)、伊都国(千余户)、不弥国(千余户)相比,显然是大国。在考古调查发掘中发现的许多弥生时代的遗迹和遗物说明,以稻作农耕和青铜器铸造为代表的奴国的社会生产力是相当发达的。从《魏志·东夷传》的记载看来,三世纪时邪马台国对九州北部诸国有一定的支配权。但是,早在一世纪中期,邪马台国的势力尚未发展,奴国应有充分的自主权。由于奴国面临对马海峡,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便利,所以能率先派遣使者经由半岛西海岸的乐浪郡,前往雒阳。总之,古代日本走向国际化的最初的一大步是从今福冈市的博多湾迈出的。 学者们都认为《后汉书》〈安帝纪和〈东夷传〉所记倭国王之名为“帅升”,但我主张其名实为“帅升等”②2。帅升等也许是邪马台国的男王。他于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遣使到雒阳朝贡,献上“生口”(奴隶)一百六十人。这说明,到了二世纪初期,邪马台国的国力已有所增长,所以能继奴国之后,遣使与汉建立关系。以奴隶为贡品,正是此后邪马台国的一贯做法。 据《后汉书·东夷传》和《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男王统治邪马台国约七、八十年,到了二世纪的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即东汉的桓、灵之间,倭国大乱。日本学者从弥生时代的高地性集落、武器及牺牲者的遗骨等方面论证战乱的情形。奈良县东大寺山古坟出土的大铁刀在铭文中有汉灵帝的“中平”年号,表明它的制作在二世纪的八十年代,与倭国大乱的年代相当,所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图二)。我以中国各地发现的其他有“中平”纪年铭的器物为依据,推测它是今四川省境内的广汉郡的产品(柄饰是以后在日本改配的)。由于“中平”以后中国黄河流域也发生大乱,倭国与以雒阳为都城的汉的官方的交往断绝,所以判断这柄铁刀是三世纪的汉末、三国时代从中国的江南传入日本的③3。 三世纪初期,历时数十年的倭国大乱结束,开始了以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为代表的新时期。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邪马台国的国力逐渐充实,对九州北部诸国的控制权也得到加强。卑弥呼女王谋求登上东亚的国际政治舞台,积极开展与中国亲善的外交活动,从而使日本的对中关系进入了我所说的“确立期”。 当时,中国分裂为魏、吴、蜀三国,故称三国时代。魏的领域在包括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国势最强。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以司马懿为统帅的魏军讨灭了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克复了设在朝鲜半岛的乐浪、带方两郡。于是,邪马台国于次年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派遣难升米等使者前往带方郡,进而到达魏的首都洛阳。邪马台国与魏亲善的目的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是,从《魏志·东夷传》所记种种事实看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借重作为东亚第一大国的中国的威望,巩固并提高卑弥呼在日本列岛的政治地位。 从魏的方面来说,公孙氏虽已讨灭,但辽东和朝鲜半岛的形势仍然严峻。在高句丽、韩、濊等土著民族的武装袭击下,乐浪郡和带方郡的安全受到威胁。与倭国交好,或许可以改善魏在半岛上的困难处境。因此,以难升米为首的邪马台国使团为魏所重视,在洛阳受到优厚的待遇。魏帝颁发诏书,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并以许多礼物相赠,其中包括铜镜百枚。翌年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魏由带方郡派遣官员梯随同归国的难升米等回访邪马台国,向卑弥呼送致诏书、金印和各种礼物,使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确立。 此后,邪马台国又于正始四年(公元243年)派伊声耆、掖邪狗等为使者,到洛阳朝贡。正始六年(公元245年),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