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与地域性愿为云南文学鼓与呼.docxVIP

民族性与地域性愿为云南文学鼓与呼 纳章元是彝族作家，曾任大理学院中文系院长。他从事写作教育和理论批评。他是创作和理论“双钩子”的全面人才。差不多是在十多年前,他从大理白族自治州来复旦大学访学进修,那时他还是一位青年教师,生气勃勃,发表过不少小说。当时我正在主持编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初稿,在研究生的课堂上逐章讨论,纳张元认真投入讨论,特别就非汉民族文学方面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为此在文学史后记里写到这本教程的缺点时,特别提到这是一本不完整的当代文学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在这本教程里没有被充分地认识。从此以后,如何完整体现当代文学的多民族特点,如何整合一部能够全面反映中华民族现状的文学史,一直是我心中的目标。可以说,这个念头就是当年纳张元给予我的。 纳张元回到大理以后,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勤恳工作。我们时有书信往来,能感受到他不断的进步。这期间我两次去昆明开会讲学,都曾想过要顺便去看看他,其中有一次已经购买了飞机票,纳张元也已经在大理机场等候我飞过去了,结果还是阴错阳差没有去成,留下了遗憾。这种遗憾也转换为思念,转换为祝福,关注着这个青年人的成长。最近纳张元来信并寄来了他即将出版的文学批评集书稿《民族性与地域性》,嘱我为之写一篇短序。我当然很乐意,便利用春节休假读完了书稿,想就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问题,试谈一些自己的感受。 纳张元是一位自觉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不仅在小说创作中自觉地探索民族文学发展的可能性,在理论上也大声疾呼,推动少数民族的创作。他身为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彝族作家,又处于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性潮流之中,现代文明发展(包括全球化趋势)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可能性之间的冲突,始终是他纠结于心的问题。这是他在主要论文里一再涉及到的问题,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遭遇到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纳张元思路的独特性在于他是一个接受了现代教育、睁开了眼睛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不迷信也不过分渲染少数民族的许多行将淘汰的文化传统,敢于直面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生社会中所存在的阴暗面。他从重新解释长期被误解和歪曲的鲁迅的话着手,指出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流行观念是不准确的,并且一再辨析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是他自己被困扰的问题。他深有感触地说:“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命题。民族如何在与世界契合而又保持自己的个性特色更是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比之主流作家的处境更艰难,他们一方面要表现本民族对于现代化的渴望与不可避免被全球化的命运,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本族生存的独特地域与民族文化的人文叙述来达到对民族特性的恪守与民族身份的认同”。这里他用了“少数民族作家”与“主流作家”两个似乎对立的概念,也就是说,少数民族作家不是主流的作家而是边缘的作家。这是纳张元把自己感受到的身份认同的困境普及化了,普及到所有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上。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一定很准确,但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则很清楚,他想说明的是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这两个概念的文化内涵之不同。少数民族作家由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处于中华文化体系的边缘,其处境似乎是“更艰难”。他想说的意思是,汉族作家在全球化的世界性潮流面前,面临了汉民族文化与全球化大趋势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少数民族作家由于自身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他们与汉民族的主流文化传统之间也存在着另外一层意义上的矛盾与冲突。这样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冲击中,是属于弱势文化中的弱势文化,它面临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危机。 少数民族文学中所表达的比较尖锐、也是经常性地折磨着作家创作情绪的,往往就在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中:现代价值取向与传统道德规范、现代文明与古老民间传统、全球化的强势与少数民族弱势等等,还有汉民族主流文化的因素穿插在其间,现在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般还是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汉民族(主要是沿海城市)比他们先走一步的市场经济等“现代化”带来的困惑,而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西方各种价值观念的影响对他们来说还是间接的威胁,但是这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终究还是会发生的,甚至以激烈的形态出现。纳张元是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将会面临一次新的更为鲜血淋漓的突变和飞跃,所以他一再紧张地呼吁,少数民族作家不能固守传统的过时的文化因素,而是应该有严厉的自省态度来清理自身文化中不合时代的落后因素,要做好接受全球化时代更大的国际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冲突和挑战,少数民族文化在这样一个时代裂变的关键时刻,也是有可能获得凤凰涅槃似的新的腾飞和发展。 这就不能不讨论到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长期统治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关系。因为在封建皇朝时代,汉民族文化一直以强势文化压迫、统治以及所谓“教化”少数民族,他们一直把少数民族文化视为未开化的“野蛮”文化,他们用儒家文明提升边缘地区的自然文化,这种强势文化沁透少数民族地区也已经有千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