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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佃契约与典地契约的比较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租赁协议，即土地租赁协议。土地所有者通常向缺乏土地的农民租用土地。其实唐代的租田契约未必尽然。今天,许多人都指出,这其中也有贫农为了获得田租而出租田地这种消费贷借(即为贷款而典租田地)的性质。 于此,近年来中国的韩国磐、孙达人氏发表了专题论文,指出租佃契约中,有富裕地主把土地租给贫穷农民和贫穷农民为了借得高利贷而典租土地两种情况,并强调二者之间性质上的区别及其契约当事看之间贫富的差别。这种看法为一般人所接受。在日本,池田温氏编写了有关租佃契约文书的精确而又便利的著作,并对租佃文书加以详细的分析,他也同样按地主和租佃人之间地位的差别进行分类,但是在分类上和孙氏等人有所不同。仁井田陛氏则从不同的角度对租佃文书进行分类,分为田主、租佃人之间地位平等和田主处于有利地位两类。我的旧稿也参照以上诸说,认为这些契约是在比较平等的小农之间缔结的,但其中有田主或租佃人某一方处于多少有利的地位以及两者之间地位平等的种种。但是,由于当时对诸见解的整理不充分,所以在论述上有所不足,而且在对种文书的解释上还存在误解之处。 如果说租佃契约也具有消费贷借的性质;那么它和正式的贷借契约的关系就成了问题。敦煌出土了许多贷借麦、粟、绢的契约书,其中大部分是为期半年左右的短期契约,并不要抵押品。要说租佃契约和它们的关系,那么与此不同的,要用田地作抵押或质的情况则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在敦煌,只出土了一件典地契约(不动产质契约)文书。但是,近年介绍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却有判明为用田地作抵押借钱(质举契约)的文书。池田温和小口彦太氏都曾论及这个问题,而我所注意的,要它们之间的形式不一致这一点。我想,这些文书反映了租佃契约和典地契约之间的诸形态,这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将首先论述和租佃契约文书的诸形态,尔后谈谈租佃契约和典地契约之间的诸形态,最后想阐明其历史背景,同时还打算介绍和解释新史科。 一 土地租佃契约文书 早在三十年代,仁井田升氏等指出,租佃契约中也包含具有消费贷借性质的契约.玉井是博氏和仁井田升氏首次介绍敦煌出土的天复四年(九〇四)年文书,并称之为“不动产质契”、“不动产质文书”。 (A)天复四年岁次甲子捌月拾柒日立契、神沙乡百姓僧 令狐法性、有口分地两畦捌亩、请在孟受阳员渠上界、为要物色 用度、遂将前件地捌亩、遂共同乡邻近百姓 价员子商量、取员子上好生绢壹疋长捌综毬壹疋长贰仗伍尺、其前件地、祖(租)与员子贰拾 贰年佃种,从今乙丑年至后丙戌年末、却付 本地主、其地内、除地子一色、有所着差税、一仰 地主当,地子逐年于官员子逞纳、渠河口 作两家各支半、从今已后、有恩赦行下、亦不在论 说之限、更亲姻及别称忍(认)主记者、一仰保人 当、邻近上好地充替、一定已后、两共 对面平章、更不休悔、如先悔者、罚口纳入官、恐后无凭、立此凭俭(验) 地主僧令狐法姓(性) ? 见人宋员住 见人都司判官恒世 ? 都虞侯卢 (伯希和汉文文书3155号纸背) 玉井氏认为该文书中没有佃租的规定,所以不是租佃契约。这是错误的。仁井田氏认为是提前支取二十二年间的田租,这种解释则是正确的。该文书中有“租与”一词而无“典”、“质”等词,因此应该说它在形式上是租佃契约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仁井田氏也将它归在“土地赁贷借(租佃)文书”一类。但如文书中所记载,地主僧令狐法性是“为要物色用度”的,所以该契约也具有消费贷借的性质。正如玉井氏等人指出的,我们难以否定该文书的不动产质、即典质的实质。 仁井田氏还举了另一件和上面的文书性质相同的吐鲁番出土的天宝五载(七四六年)文书。(B)天宝五载闰十月十五日、交 用钱肆伯伍拾文、于吕才艺边、 租取涧东渠口分常田一段贰亩、东 渠西废南□□北县公廨、其地要 用天宝陵载佃食、如到下子之日、 □(不)得田佃者、其钱壹贰入、田 该文书中也有“租取”的字样,因此,在形式上依然是租佃契约文书。但如仁井田氏所指出的,该文书“至少从经济效果上看,和消费贷借契约相等,而‘钱肆百伍拾文’具有借款的实质。作为偿还本利的手段,借主(文书中的田主)将其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收益权转让给贷主(文书的钱主),因化,可以解释为这是一种偿还本利的土地典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得到了斯坦因敦煌文献的微型胶卷。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吐鲁番遗迹发掘的进展,使我们得以见到比以往都多得多的租佃契约文书。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韩国磐氏通过分析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的契约书,指出存在着贫苦农民不得已而“典租”田地和缺地农民不得已而“租种”田地两种情况。接着,孙达人氏对此作了进一步详细的分析,认为第一种类型是租田人(借主)预先交付地租给田主(贷主),在这一类型中田主是破产农民而租田人是富者,这是用“高利贷”剥削贫农的关系,第二种类型是租田人在收获之后向田主缴纳地租,在这一类型中租田人是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