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光潜与桐城派的关系.docxVIP

论朱光潜与桐城派的关系 最近，朱光潜先生一直喜欢谈论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但很少提及其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这种认识应该说是不完整的,也不符合朱光潜本人实际。某种角度上,一个学者的学术特征,可以从他所接受的教育大略看出。朱光潜从6岁入塾读书,14年中国传统教育,14年西方学院教育,而前14年更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此外,他所谓“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之木”648的说法,也表明他的学术指向是中国。他同时代的学人对此素有较全面的认识,一方面朱光潜曾代表国家替国外写介绍中国美学的文章,另一方面他曾被当年好友敬称为“孟夫子”,所有这些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朱光潜学术的中国特色。所以,朱光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朱光潜的美学是有根的美学,朱光潜的学术之根在中国。 朱光潜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庞大的课题,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现代美学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而其中,朱光潜和桐城派又是重中之重,源中之源。众所周知,朱光潜1897年生于安徽桐城,在桐城度过了人生黄金阶段的前20年,接受了纯正的桐城派教育,且被桐城派后学誉为“可以接古文一线之传”443。朱光潜后来的学术趣味、理论建树、文章翻译等无不与桐城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虽然朱光潜从来没写过一篇专论桐城派的文章,但其影响无处不在。他在武昌高师感觉老师太差,因为桐城教育时老师太优秀443;他到香港大学读书,带着桐城派后期名宿方守敦书赠的“恒、恬、诚、勇”四个大字作为游学异国他乡的座右铭665;他到英国爱丁堡读书,还为桐城中学一位教师孩子(夏孟刚)的去世,写悼念文章;当新文化运动批判桐城派时,他写文为之辩护 ;在1927年所写的《欧洲近代三大文学批评家》及1946年的《欧洲文学的渊源》诸文,朱光潜不仅用桐城派的“义法”来翻译品评西方的“rule”,而且把“桐城派”文学和唐宋文学、两汉文学并称,给桐城派文学以应有的学术地位。1946年写作《说文学选本》时,又把桐城派的“圣经”《古文辞类纂》作为古今一流选本。朱光潜一生只为一人写过传记,即桐城派后期名家李光炯。就连他引以为荣的《诗论》,其源头也要追溯到桐城派教育时的潘季野先生。直到83岁写自传时他仍然认为,“桐城派古文所要求的纯正简洁也还未可厚非”。 不管怎么说,朱光潜都是以一个理论家而名世的,他和桐城派的联系最终都要归于学理。关于这个问题本身也非常庞大,这里只能择其要而言之。概括地说,朱光潜与桐城派的学理联系包括三个方面:(1)义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2)“因声求气”理论的继承和发展。(3)阳刚阴柔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下面具体阐述。 1 朱光潜的义法思想思想是他三大美学思想的统一 “义法”说是桐城派古文理论中最基本的艺术范畴,是桐城派文论体系的起点和基石,也是桐城派对中国文论的最大贡献。桐城派的始祖方苞首倡“义法说”,从方氏起,到姚鼐“义理、考据、辞章”,再到曾国藩的“义理、辞章、经济、考据”,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义法理论的精髓,见于方苞《又书货殖传后》:“《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37 从这段话可以知道,义法理论源于孔子编订的《春秋》,发于司马迁《史记》,并为后世所熟悉和流传。义法的基本内容就是“言有物”和“言有序”。“言有物”即要求文章有充实的内容,可以经世致用;“言有序”即要求文章剪裁得体,结构严谨,形式规范。“义”是指文章思想意蕴,有关纲常伦理。“法”指文章的结构作法,亦含形式技法和语言风格,像方苞一直倡导的语言“雅洁”。所以“义法”既是内容和形式的合一,理与辞合一,也是思想纯正与语言雅洁的合一。 朱光潜既继承了义法理论的精华,也看到其不足。在46岁时发表的《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他评价桐城派“文章大道理固然没有,大毛病也不见得很多。它的要求是谨严典雅,它忌讳浮词堆砌,它讲究声音节奏,它着重立言得体。古今中外的上品文章似乎都离不掉这几个条件。它的唯一毛病是就古文,内容有时不免空洞,以至谨严到干枯,典雅到俗滥。这些都是流弊,作始者并不主张如此”443。在83岁时,他仍然认为,桐城派古文所要求的纯正简洁也还未可厚非。朱光潜本人的语言风格,也可以说既通俗易懂,又符合桐城派古文的纯正简洁。 正是基于对义法理论的全面认识,朱光潜尽力去修正和完善它。他多次提出,好文章的条件都是一样,“第一是要有话说,第二要把话说得好”。“有话说”相当于“言有物”,“话说得好”相当于“言有序”,但又有所不同,因为“言有物”未必是心里有话,“言有序”也未必能把“话说得好”,比如传统的八股策论。“言有物”和“言有序”的问题,实际上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它的根源就是“语言”和“思想”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前人探讨很多,像著名的“言不尽意”,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