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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翻译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主张原始的“死亡”有明确的意图，即强调翻译的存在、作用和价值。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译作的封面上只见到原作者的姓名,而不见译者姓名的现象,我们更习惯了一边手捧某某翻译家(如傅雷)的译作,一边却自称正在读某某原作家(如巴尔扎克)的著作。显然,在我们许多人的心目中,译者是不存在的。其实,无论是从翻译的实践,还是从一些当代文化理论的认识角度来看,原作者都已经“死了”,是译者创造了译作,也是译者使原作得到了再生。当然,不无必要强调一下的是,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想要抹煞原作者的存在及其对原作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更不是对原作者的大不敬,我们只是想通过“死亡”和“诞生”这样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强调和彰显译本、译者以及其他诸多因素(尤其是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并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翻译研究,以探索翻译研究中另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层面。 一、 “作者”之于“死亡” 宣称翻译中原作者已经“死亡”的想法来自读者接受理论和解构主义等当代文化理论的一些观点的启发。法国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阐释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在分析文本的意义时,明确宣称“作者死了!”因为在他看来,一部作品的文本(text)一旦完成,文本中的语言符号就开始起作用,读者通过对文本语言符号的解读,解释、探究并阐明文本的意义。至于作者,此时他已经没有发言权了,或者说,即使他也会对自己的作品作出一些解释,但读者完全可以以文本为由而不予考虑。美国读者接受理论家费什(Stanley Fish)更是明确提出,是“读者制造了他在文本中所看到的一切。”1费什认为,语言和文本的事实是解释的产物,而不是解释的客体。因此,文本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读者,取决于读者对文本的不断解读。在读者接受理论家们看来,没有读者的参与和创造,文本就只能是废纸一堆,它们的价值也都不复存在了。其实,类似说法此前也已经有人说过,如新批评理论家,他们用一句“意图迷误”(intentional fallacy)就斩断了文本与作者的联系,虽然没有判作者“死刑”,但也已经让作者“靠了边”。在他们看来,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所发表的话不能算数,因为作者在创作时存在一种“意图迷误”,使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他的最终作品不尽一致。但对中国读者,尤其是对中国译学界来说,这些观点也许会显得有点突兀,我们的批评家一直认为作品就是作者意图的最终表达。至于在翻译界,我们的译者孜孜,“旬月踟蹰”,似乎为的也就是揣摩出“原作者究竟想说什么”。“作者”在中国学界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如果我们能回想起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早就说过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类的话,并拿它们与上述观点作一个比较的话,那么我们也许也不会对读者接受理论和罗兰·巴尔特的解构主义理论的观点感到太陌生甚至费解吧。 把上述观点引入翻译研究,同时把译者也看作是一个读者(尽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读者),我们会发现,上述观点不仅非常适合,而且还让我们对翻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试想,翻译作为一个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更多时候还是跨越时代的阅读行为,它的产品(也即译本)不正是译者(也是读者)所“制造”出来的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翻译过去时代的作品时,作者(确切地说是原作者)在生理意义上也确已死亡。即使是翻译当代作品,原作者也大多无法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解释,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已经“死亡”。傅雷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时,巴尔扎克当然已经去世;草婴翻译肖洛霍夫作品时,肖洛霍夫虽然健在,但他也不可能站出来对草婴逐字逐句阐述自己作品的意思(义)。事实上,无论是傅雷还是草婴,他们在翻译时总是面对原作的文本。罗兰·巴尔特在阐释读者如何解读文本时曾分析说,文本的意义是读者个人从文本中摘取的东西,而非高高在上的作者安放在文本里的东西,巴尔特由此指出:“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2这里,我们也许同样可以套用巴尔特的话说,原文的意义是译者个人从文本中摘取的东西,而非高高在上的原作者安放在文本中的东西。虽然译者的诞生倒未必要以原作者的“死亡”为代价,这是因为译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可以不受限制地对原作进行自由的想象和发挥,他毕竟还负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作的任务。但对译者来说,原作者的缺场在某种意义上也与“死亡”无异了。 也许有人会说,译者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原作者“死而后生”呀。这话听上去似乎有理,实际上却混淆了“复活”的对象,因为译者应该努力“复活”的不是原作者,而是原作的文本。事实上,当一部原作,不管是一部鸿篇巨著还是一首小诗或小品,进入一个崭新的文化语境时,由于语言的阻隔,它已经“死”了。是译者的创造性劳动,才赋予了它新的生命,使得它“死而后生”(这与解构主义理论所说的afterlife可谓异曲同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