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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文论思想之我见 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先师，仁义礼智信，他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准则，所以他将自身修养的最高目标定义为“仁”，同时，在对待他的学生时，他也将“仁”作为培养他们道德的最高标准。但这里的仁并不是一个具象的行为，而是一种在人做出某种行为时的心理状态。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人之方也已。”这句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仁人，那么这个人能够推己及人，将自己想要做到的帮助别人也做到，这种不私藏于己，乐于助人的心理状态就可以称之为“仁”。“仁”作为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其外化在行为上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礼”。如果将语境放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那么孔子所谓的“礼”则是一种和等级制度相关联的行为准则。如诸侯有诸侯的规制，包括服饰、祭祀、丧葬、出行等都有既定的规制，逾越这种规制的行为就是大逆不道的无礼行为，而做出这样行为的人则称之为不仁之人。孔子以礼教约束人的行为，就是为了以这样的外在行为规范为基础，将其内化到人的心里，进而达到“仁”的境界 孔子的德育思想中包含了“温、良、恭、俭、让”。“温”是待人接物时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带上了儒家学说中一以贯之的“和”的色彩，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温润如玉的态度，在对待他人时，不过于热情，也不偏于冷淡，那个不偏不倚、春风拂面一般的感觉，就叫做“温”。“良”则是一种心理状态，在与人交往地过程中没有害人之心、没有损人之心、没有私利之心的心态，也就是善良。“恭”则表现在待人接物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恭敬庄重地对待他人，力求达到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信任的心理感知。“俭”不仅表现在生活中不奢靡浪费上，这里的俭更多地体现在对度的把握上，克制自己对他人事情的探知欲，能够做到有界制地听取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事情，而不过多打探，这也是一种守礼的体现。“让”则是与人来往时自身位置的放置问题，用谦逊的态度将自己置于稍后的位置，这样才能够是他人感受到足够的尊重之情，同时在交谈中学会谦虚，不夸大自身价值，这也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 孔子对自己的德育培养对象有着清晰的限定，那就是拥有学习“礼”的观念和能力，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对学生的选择更加注重内在，而对其出身、职业、国籍没有任何要求。同时孔子对自己学生的学习要求是成为君子，而非圣人。孔子认为人性从根本上是善良的，这种善良是人类的本质，与一个人的出生、地位、国别、阶级都是没有关系的。在“性善论”的基础上，针对德育的培养对象，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观点。“有教无类”就是摒弃人类在世俗中所有的附加条件，从最本身的“人”的身份入手对其进行道德教育，不论是平民还是贵族，也不论此人为鲁国人还是其他国家之人，只要是天下之人皆可教育。事实上，孔子将有教无类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贯彻，他每到一个地方讲学，都是随地设席，并不对来听学的人进行任何有意的筛选，这种不筛选的行为就是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体现。而孔子留下名字的七十多名弟子中，多数也有着不同的出身，例如，子路、子夏、子贡等人家庭条件一般，颜回家庭条件较差，而南宫敬叔却是贵族出，公冶长曾经下狱，但孔子也选择了接纳他。孔子的弟子也来自不同的国家，从孔子处学成后也会前往不同的国家担任官职。 孔子对弟子的挑选并非毫无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礼”。孔子要求自己的弟子能够做到基本的“礼”的规范，也就是拥有基本的道德行为。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也是后来教育公平的滥觞。孔子对于道德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有一个清晰的标准，那就是“君子”。这是德育的普遍目标，并不是最高目标。孔子德育思想中的最高目标是达到“圣人”的境界，这里的圣人既区别于道家学说中的“圣人无名”也区别于我们如今对具有杰出贡献的人的尊称。 在孔子眼中，能够达到圣人境界的人必须“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这样的人也“无名”，但更多的是这样的人达到了做人的最理想境界。基于圣人境界的难以到达，孔子对自己的教育对象提出了更加容易达到的君子的境界。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到：“质胜文则史，文胜质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段话中的“文”与“质”并不是字面的文饰和质朴之意，它背后蕴含的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及外在“礼”的体现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的内在修养与外在表现不相符合，那么这个人就会显得粗野或者虚浮。只有拥有良好的内在和优秀的举止，这两者相辅相成，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君子。 对于君子的具体行为，《论语》中多次提及了各方面的要求，诸如“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器”、“君子无所争”等，都是对达到君子这一境界的人的描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除了对君子的道德行为规定之外，还认为君子应该具备多种才能和技巧，也就是所谓的“君子不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人的培养不仅注重学理和说教，同时也注重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孔子德育的方法十分全面，涉及学生特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