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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京派文人对文学发展的贡献 在持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人们的集体意识（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自我意识）得到了刺激。高度的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并存, 使人们对于社会、人生、生命、存在的感受和体验高度复杂化, 也促使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表达能力和效果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 1946—1948年间, 平津文坛出现了一个以“新写作”为标识的文学试验潮流, 试图建立新的表达方式和文学传统。“新写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沈从文、废名、冯至等人的文学探索活动。在抗战胜利后, 他们有意识地修正文学探索, 将他们的文学探索与“文化建国”联系起来, 实现从文学革新→文化革新→社会革新的理想。通过编辑副刊、杂志等活动, 他们发掘并吸引了一批年轻的文学创作者积极参加到文学试验中, 成为“新写作”的主力军。尽管在“新写作”内部存在着一些分歧, 但他们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具有下列共通特征:在文本上表现为要求突破既有文体的规范, 实现各种文体的有机综合;在表达方式上表现为对“非个人化”的“个人化”表达的追求;在创作心理层面则提倡从个人体验出发实现现实的“内在化”。上述这些基本特征, 一方面出于文学发展的内部要求,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写作”作家面对时代风浪所作的选择。个体与群体, 现实困境与文学想象的矛盾等等是1946—1948年的整个中国文坛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新写作”作家群以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给出了他们的选择。从个体走到群体而不放弃个体, 正视现实困境而又不放弃文学想象, 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两条道路中作一种调节和综合。 一、 “新写作”作为文学试验的起点 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人在抗战期间的文学探索已经显露了文体综合的特点。沈从文的《看虹录》实践了他以“诗的抒情”入小说的理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通过诗歌的语言方式和主人公的意识流动增添小说的诗味;冯至的《伍子胥》则在文体上给了平津文学青年以更大的震撼。一位青年读者这样表达他的惊讶:“如果小说的任务在于创造典型, 则《伍子胥》不是小说;如果散文只限于以简短的篇幅, 抒写片段的情与事, 则《伍子胥》不是散文。把一件作品硬安上小说或散文的类名, 有时原属无稽, 但《伍子胥》的写法, 在中国文学的创作里 (至少在我有限的见闻里) , 却似乎是一个独创。”1他们注意到《伍子胥》综合了诗、小说和散文的因素, 或称它为“散文诗”或称它为“散文化的小说”2。五十年后, 卞之琳在《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中, 将冯至的文体融合归结为作家创作的自然规律3。具有诗人气质的作家在人生经验走向成熟时, 往往开始钟情于散文体小说:与传统叙事小说相比, 散文体小说能够容纳多样诗意;与诗歌相比, 它能够承载更多的的繁夥。这种阐释也可以用来解释沈从文和卞之琳自己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出现文体综合的趋向。 抗战时期的文学探索中出现的文体综合的倾向, 主要是出于自身创作的需要, 还没有作为一个自觉的要求明确提出, 而1946—1948年平津文坛的“新写作”已经明确地将突破文体界限作为文学试验的第一步。在《新废邮存底》中, 沈从文阐述了自己对小说、诗歌革新的设想, 提出了文体综合的主张。他回顾抗战以来的文学创作, 认为此期“问题多, 机会多, 有分量的作品并不多”, 根本原因就在于“将文学限定于一种定型格式中, 使一般人以为必如此如彼, 才叫作小说, 叫作散文, 叫作诗歌”, 必须设法解放这些拘束才会有崭新的作品产生4。汪曾祺提出现代小说应当综合戏剧、散文、诗歌诸多因素, 在融合中实现对传统小说的消解。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要求将戏剧的结构精神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作为对文体综合的一种理论支持, 朱光潜从文体综合的角度分析和讨论对话体、日记、随感录、书牍的文体特点和发展趋势。例如, 他强调日记体对现代小说的影响, 认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吴尔芙的《黛洛维夫人》都受到了日记体的影响;而对话体具有戏剧化的内在结构, 它陈列各种矛盾对立因素, 让这些对立因素的交锋和消长实现综合和统一, 展示出了思想的流动过程, 是“思想的戏剧”。 事实上, 文体综合的尝试在新文学初期就已经出现了。新诗创作中有“诗体大解放”, “作诗如作文”等变革主张;小说创作中则有抒情写意的诗体小说蓬勃发展;散文中有“美文”和“杂感”的出现;戏剧方面, 则打破传统戏剧的拘囿, 引入西方的话剧等等。这些无不说明颠覆既成文体的规范、创造新的文体形式正是五四文学变革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作为一种新的文学革新运动, “新写作”也正是首先从突破文体界限, 颠覆既成的文体规范着手的。与以前的文体变革相比, 它已经有了“新的出发点”。这个“新的出发点”就是袁可嘉所说的个人自觉意识与社会自觉意识的有机综合。 在40年代末期平津文坛的“新写作”中出现将个体意识和社会意识有机综合的自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