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访到护晚清女弹词消费文化的转型与重构.docxVIP

从访到护晚清女弹词消费文化的转型与重构 女演员也被称为女演员、先生、女演员和女英雄、女演员和历史。它不仅指在书中写作的女性，也指的是弹词艺术家（1）。本文主要指后者。女弹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三风十愆记》中曾记“常熟丐户中有草头娘者……精弹词”。清初,弹词为盲女所用,《红楼梦》第四十三回凤姐生日,“不但有戏……并说书的女先儿全有”。清道咸以来,苏州、上海等地有了“书寓女弹词”,身兼高级妓女与女艺人的双重身份。清末民初,职业女弹词出现,至20世纪40年代发展到鼎盛。本文围绕两个时段女弹词的职业实践展开,以“消费”为视角,通过与男性听客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不同时期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消费文化”。西莉亚·卢瑞认为,消费文化是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代表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赋予“消费”这种经济行为文化方面的解释。在两个阶段女弹词的职业实践过程中,时人表现出不同的消费生活方式,从文人“冶游”到向大众娱乐消费的转变。不同的消费生活方式,也反映出时人围绕“性别与技艺”相互关系的消费认知。这种消费认知,主要借助于不同媒介以及不同文本来实现,进而重构、创作、生产与论斥女弹词的形象。女弹词与听客的亲密互动,把普通的生产消费关系重新定义为性别关系,招致政府与行会组织的取缔与规范。 一、 女性成为传统价值观念的“消费场” 清乾隆到道光年间,苏州评弹逐渐发展成熟,出现了第一个兴盛时期,流行区域主要在“南不越嘉禾,西不出兰陵,北不逾虞山,东不过松泖”4943的江南地区。这时的苏州评弹主要为男性把持,师承关系主要限于男性之间。“身在江湖,却近衣冠”的评弹艺人,他们在江南各地流转献艺(或称“走码头”)。听客遍布江南社会的各个阶层,赋予了评弹艺术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清道光以来至新中国建立,女性评弹艺人渐渐进入世人的眼帘,出现了两类女弹词,即妓女弹词与职业女弹词。这两种在时间上有前后相继关系的女弹词,名称虽近,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是评弹发展史上的“外插花”现象,脱胎于上海开埠后的租界环境,对她们来说,弹词仅是副业,是抬高身价、增加财富的工具;而后者是评弹发展的必然结果,出现于民国女性大量走出家庭、走入社会的就业大潮中,弹词是主业,是赖以生存、养家糊口的手段。 太平天国战争,使得苏州评弹的流行地区惨遭破坏,评弹艺人的活动也受到阻碍。而开埠后的上海日益崛起,不少人涌向上海租界,失去安定演出地点的评弹艺人也大量涌入上海。另外,上海开埠后,社会性质也悄然发生了改变,传统价值观念渐渐被近代功利价值观与享乐观所取代,日渐呈现商业社会与消费社会的特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追求各种各样的感官刺激,通过“消费”来获取人生的价值。借助租界的环境,评弹艺人加快了评弹艺术的革新发展以适应时人的娱乐消费需求。上海开埠之初,除了妓院,其他消费场所还处于萌芽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弹词为上海高级妓女所用,出现了书寓女弹词。“书寓”本为女弹词的居所,“创自朱素兰”,“同治初年,最为盛行”,后渐渐成了她们的代名词。在上海影响下,苏州也出现了“改妓为弹词”118的现象,但是遭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查禁,转移到了上海。她们与上海本地的书寓女弹词集中于四马路(现福州路)附近的书寓与书场中弹唱,满足了时人的消费需求,进而引领了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消费现象。不过到清末民初,江南各地尤其是上海“经济的商业化以及各社会阶层的重组,导致了高级妓女的衰落和更加多样化卖淫形式的出现”22。书寓女弹词逐渐蜕化成了普通妓女,仅保留了“书寓”的称号,弹词已不再是她们的谋生手段。至此,评弹发展史上的“外插花”现象基本结束。 职业女弹词出现于民国年间各阶层女性走出家庭、走入社会的浪潮中。在这种浪潮中,知识精英提倡女权,间接刺激越来越多中下层女性追求经济自主与自我实现。另外,上海社会新兴的消费文化环境,也为女性提供了日渐充沛的发展空间。对苏州评弹而言,上海出现的大量的饭店、舞厅、游乐场、茶馆、酒楼等场所,于是出现了饭店附设书场、舞厅附设书场、游乐场书场等。这些附设书场不同于传统茶馆书场,以新式花样招徕顾客为第一要务,职业女弹词队伍的壮大恰逢其时。但要说到职业女弹词在上海乃至江南的繁兴,还要提到广播电台这种新式大众媒介的出现。从1922年上海设立第一个广播电台起,苏州评弹就因其自我表现力与广播电台的特点相适应,第一时间进入广播,后更成为商家借广播进行广告宣传的工具。至20世纪40年代,上海有“几十家私营电台,最多时达到一百多家”。从1932始到新中国建立前,苏州也相继出现了15家广播电台,绝大多数是用于商业目的的私营电台。此时消费者部分是女性,商家为贯彻他们的商业理念与消费理念,需要职业女弹词来现身说法。 两类女弹词除了诞生的社会背景、身份存在差异外,她们在数量、演出场所、消费对象的阶层、拼档、师承与职业制度等方面都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