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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的历史演变 1929年至1931年，上海银行协会通过了《商会法》和《工商专业协会法》的颁布，成为上海商会成员的压力。它也位于上海和大陆之间的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尽管它不能从强制重组中结束，但上海银行联合会无法摆脱这一结局。多年来对这一银行公会沿革史上的大事(也是当时国民党政权整合全国工商团体过程中有一定特殊性的个案),缺乏直接的专门研究1。在查阅了相关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笔者以为,通过剖析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始末,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当时上海银行公会与南京当局、上海地方当局、市商会、上海钱业公会以及平、津、汉等地银行公会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同时对于上海银行公会与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上海银行学会之间看似简单但有着复杂内涵的因承关系,可有更确切的了解;也是为因应近年来学术界加强研究同业公会的呼吁2,所作的具体尝试。 一 对上海银行大学公会表事性质的调整 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是在南京国民党政权实施训政、在上海地区整饬总商会等商人团体的背景下发生的。 1929年3月的国民党三大之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商民协会取代总商会的企图难以得逞,遂抛出了“整理”商人团体的方案,并获国民党中央批准。5月2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设立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以下简为商整会),接收商民协会、总商会、闸北商会、南市商会3。5月2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组织大纲”,赋予商整会在“统一上海市商人团体之组织”方面如下具体职权:“登记旧日上海商民协会、上海总商会、闸北商会、南市商会之会员”;“依据法令草拟统一团体之章程”;“筹备统一团体之一切组织程序”。4商整会即限上述四商人团体所属会员于8月31日以前向商整会登记,接着上海市党部民训会会同上海市社会局发出布告,规定“本市各种商业团体一律须向商整会登记再行办理注册备案手续”5。另一方面,依据1929年8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商会法》,商会会员分为公会会员和商店会员两类。而8月17日公布实施的《工商同业公会法》则进一步规定:本法施行前,原有之工商各业同业团体,不问其用公所、行会、会馆或其他名称,其宗旨合于本法第二条所规定者,均视为依本法而设立之同业公会,并应于本法施行后一年内,依照本法改组6。应上海市商整会的电询,9月13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发出第228号训令,明确这两个法规适用于上海工商团体的整理改组7。但尽管如此,至同年10月上旬,仅有三成的上海商人团体前往商整会登记。商整会不得不把各团体登记的期限延长至10月31日,而上海市党政军联席会议议决:凡未经向社会局正式登记者即认为非法团体,应予取缔,向商整会登记又成为向社会局注册备案的前提。上海市政府还于10月26日发出训令,转发工商部的咨文:公会名称必需冠以同业两字。8 日趋严密的“训政”法统,上海地方党政当局的高压督饬,加上王延松、骆清华等国民党在上海工商界的骨干分子实际把持的商整会、上海市商会的屡屡催促,使大部分工商团体不得不先后进行统一的登记注册、归并和改组为同业公会,成为官方直接控制下的上海市商会会员。这对于力图避免被强制改组的上海银行公会来说,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于1918年,起初仅12家会员银行,1929年发展到24家,即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盐业、中孚、聚兴诚、四明、中华商业储蓄银行、金城、新华储蓄银行、东莱、大陆、东亚、广东、永亨、中国实业、中国通商、中南、和丰、江苏、国华、中国垦业,可以说,是上海那些最重要的华商银行的组织,其实际影响力早已超出金融业,与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工商实业界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上海银行公会虽然先后参加过上海总商会、商业联合会等团体,但均非直接因官方法规所致,在金融业务和社会活动领域里保持着独立地位。上海银行公会在财政上支持国民政府,但是在上海总商会与商民协会的争执中,公开支持前者,实际上站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市政府的对立面9。当时,对于上海总商会等被禁止活动,上海银行公会虽然感到不满,只是大势所趋,不复继续公开反对;可是在按《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改组为同业公会并成为商会会员问题上,上海银行公会自认为不同于上海总商会等团体的其他会员。尽管1914年北京政府颁发过《商会法》、《商会法施行细则》,但上海银行公会成立的直接法律依据却是1915年北京政府颁布、1918年修订的《银行公会章程》,该章程规定,各地银行公会的组织设立系直接由财政部核准,银行公会的章程及其他各项规约,也是呈请财政部核准施行的10。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颁布施行过《财政部金融监理局组织条例》、《金融监理局检查章程》、《金融监理局补行注册简章》、《银行注册章程》、《银行注册章程施行细则》,这些法规都没有直接涉及银行公会的地位问题,但均明确把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