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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托管服务与农户粮食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一、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安全的影响 为了提高农民的粮食热量，保障食品安全，中国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农业和农村政策（如“四减”和“四补贴”）。农民的粮食热量得到了改善，粮食产量恢复了。但近年来,随着种粮成本节节攀升,经济作物收益、非农就业机会与收入增加,现有政策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种粮比较收益越来越低,农户粗放种粮、少种粮、抛荒不种粮的现象加剧。因此,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尤其是兼业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成为新时期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 关于种粮积极性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张红宇(2005)、张晓山(2008)、万宝瑞(2008)、定军(2008)、朱红根(2010)、王莉(2010)、谢童伟(2011)等认为粮食生产成本高、种粮比较效益低是种粮积极性不高的根本原因。刘小春等(2008)发现对农业补贴扶持政策的认知特征及农业补贴扶持力度对农民种粮意愿有很大的影响。周清明(2009)发现粮食价格、种粮规模、产业化组织服务程度以及农民年龄等个体特征变量与农民种粮意愿正相关,农民受教育程度、农资价格与农民种粮意愿负相关。就如何提高种粮意愿,多数学者均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完善补贴方式(张晓山,2004、2008;蒋和平,2009;臧文如,2010;黄季焜,2011;单哲、李宪宝,2011)。关于现行补贴制度对提升种粮意愿的实施效果,一部分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效果较好,如马彦丽(2004)、周应恒(2009)、臧文如(2010)、Yu和Jensen(2010)、罗光强(2010)。但多数学者认为补贴政策对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如Gale等(2005)、王姣(2006)、蒋和平等(2009)、周清明(2009)、臧文如等(2010)、黄季焜(2011)等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增加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未起到激励作用。关于提升种粮意愿的其他途径研究,董若愚(2005)认为产业化经营可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戴魁根等(2007)发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关键在于价格、规模、科技“三管齐下”;于建嵘(2008)、罗静(2010)等认为调控农资价格、提高粮食价格、改革土地制度、实现集约化种植是提高种粮积极性的主要举措。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的原因,评价了粮食补贴政策对提高种粮积极性的效果,从增加单位面积种粮净收益、扩大粮食种植规模的角度提出了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的政策措施。但并没有明确回答哪一类型的农户最不愿意种粮?为提高这些农户的种粮积极性,除政策扶持补贴及培育种粮大户外,还有没有某种自发的组织形式或服务形式可以提高“种粮+务工”的比较效益,防范兼业农户粗放种粮、少种粮、抛荒不种粮的现象?要回答这些问题,本课题组分别于2010年10月和2011年11月两次对土地托管发展较好的山东省济宁市进行了调研。 二、 土地管理、总收入和粮食意愿的理论研究框架 (一) 从农户的粮食种植主体角度,把“粮 目前我国种粮农户有两类:一类是纯种粮农户,另一类是兼业种粮户(即种粮的同时还务工或经商)。种粮纯农户多为种粮大户,种粮大户通过规模化种植可获取较大收益,比较效益较高,种粮积极性大。但2010年我国种植规模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仅47.84万户,经营耕地9744.08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3%(1)。种粮大户仍难以成为目前我国粮食种植的主体,一段时期内我国粮食种植的主体仍将是兼业户。我国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集中表现为分散的、小规模兼业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不高,因此提高兼业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是新时期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 兼业农户可将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土地、资本)配置到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种植(本文仅指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打工、经商等不同的用途。因此,兼业农户拥有的生产要素便有不同的组合配置方式:种粮+务工、种树+务工、流转耕地+务工、闲置耕地+务工。 农户种粮行为是农户在利益驱动下,根据自身条件以及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条件进行的生产性投资活动(周清明,2009)。兼业农户是否选择种粮以及如何种粮,主要取决于“种粮+务工”总收益是否高于其他用途组合所产生的收益。如果高于其他用途组合所产生的收益,农户会选择“种粮+务工”;反之,则可能选择其他组合。目前,我国兼业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直接诱因就是农户“种粮+务工”的比较效益低。因此,要防范兼业农户粗放种粮、少种粮、抛荒不种粮的现象,提高其种粮积极性,不仅是增加其种粮收益,关键在于做大“种粮+务工”的总收益,提高其比较效益,从而让农户可以选择“种粮+务工”这一组合,而不是其他组合。 (二) 土地管护的服务模式 所谓“土地托管”,顾名思义,即委托他人代为管理或经营耕地,是不愿耕种或无能力耕种者将自营耕地的部分或全部事务委托给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