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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考古学当下境遇与未来趋向 音乐研究将创建一个“音乐考古学：当前形势与未来趋势”专栏，以理性地思考音乐考古领域。作为十几年来一直关注并努力参与音乐考古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名中国古代音乐史工作者, 对《音乐研究》能有如此学科反思与前瞻的自觉表示十分的认同与支持。相信这一举措亦会得到众同仁之称道并做出积极的响应与思考。我们有理由期待与相信这一专栏的最终呈现对音乐考古学科的健康发展与蓬勃走向必将起到有力的参照与指导作用。 联系本人学习、科研及教学之实际, 窃以为作为个体研究者对“当下境况”的认知离不开与“亲历历史”记忆之对比, 而“未来趋向”的建构又需以“当下境况”之认知为前提, 故“历史”———“当下”———“未来”便构成了难以割裂的“共同体”。基于此, 本文拟定了“为音乐考古学进言:曾说过的、需接着说的及希望看到的”这一标题。希望接下来的言说, 能够对音乐考古学的“当下境况”做出一些真实反映, 对“未来趋向”做出力所能及的合理建构。 笔者是1994年下半年开始接触音乐考古的。当时认真学习了武汉音乐学院聘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项绪成老师为音乐学系同学 ┃文◎王洪军 开设的“考古学通论”这门课。课程结业考试要求每人提交一篇论文。项老师列出了《谈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大标题及与之相关的子标题供大家自由选择, 于是我完成了《音乐考古学在考古学对音乐学的作用中生成》(1)这篇习作。文章通过梳理笔者所熟悉的音乐考古材料, 初步考察了考古学对音乐学的重要作用:考古学为研究古代乐器发展史提供了实物资料;考古学为研究中国古代乐律学及其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考古学为研究古代音乐活动的环境、场面, 唱奏人员的姿势和服式, 乐器的配备和安置方式等等, 提供了实物资料;考古学帮助我们认识古代各种器乐的用途。可以说考古学对音乐学的积极作用, 涉猎面很宽。以上只就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了阐述。正是这种作用促使了考古学与音乐学的交叉学科———音乐考古学的形成。 1995年下半年, 笔者又认真学习了李幼平师为音乐学系同学开设的“音乐考古学概论”课;修课的同时还认真阅读了幼平师列出的有关考古学、音乐考古学的若干文论, 如考古学大家俞伟超的《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为北京大学七七至七九级青海、湖北考古实习同学而讲》(2), 音乐学家谭冰若、黄翔鹏写作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之“音乐考古学”条目, 李纯一于《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发表的《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方建军于《黄钟》1990年第3期发表的《音乐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 金经言译、王昭仁校并发表于《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4期的《用于研究传统的音乐考古学》等;期间还同音乐学系1992级音乐考古研究方向本科生刘立勇、段先利两位同学一起随同幼平师先后对河南郑州、安阳、洛阳、南阳及湖北随州、宜昌、荆州等地文博部门馆藏和考古单位新发掘出土的部分音乐文物, 以及相关考古学文化环境、已开展研究之进展与结论等问题, 进行了专题学术考察、访问, 并参与了郑荣达师指导的在郑州考古研究所开展的音乐文物测音实践等实际操作工作。(3)有了这样一轮修课、读书、田野实践的经历, 自觉对音乐考古学科有了初步的认知, 于是尝试从音乐考古学的视角写作了《上古琴、瑟研究》(4)一文, 完成了硕士论文《出土东周中原体系青铜编钟乐律及编制探讨》 (其中部分章节分别以《出土东周中原体系青铜编钟概况》、《出土东周中原体系青铜编钟编制区域特征探讨》为题发表于《黄钟》1998年第2期、2000年第3期) 的写作。 1997年下半年笔者硕士毕业, 成为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一名专职的中国音乐史教师。在教学、交流、学习的过程中, 我注意到, 尽管越来越多的音乐学工作者———尤其是音乐史工作者已深刻认识到音乐考古学对各自从事的研究领域之重要性, 并自觉采用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理论研究。但不可否认, 由于缺少对考古学基础理论的认知, 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音乐考古学这一学科或多或少的误读。于是笔者坚持考古学“就事论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心系音乐考古学的健康成长, 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 于2000年写作了《对音乐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5)(后简称《思考》) 一文。文章主要思考了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归属、音乐考古的具体操作、音乐考古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理论素质、我们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等问题。笔者以为, 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考古学文化所表象的古代人类社会的音乐历史;音乐考古学在大多数考古学家那里并非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果要把音乐考古学看作是一门分支学科, 其应该归属为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音乐考古学的基本操作步骤也许可描述为:选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诸如乐器、乐谱、音乐形象、音乐铭刻等, 查找、汇总《考古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