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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储蓄的影响 一 医疗保险对个人筹资的影响 消费者基于长期稳定的理论古典假设主要包括永久收入预测和生命周期预测（以下简称“pih”和“lch”）。在给定数值等效（以下简称“ceq”）的假设下，1消费的动态路径可以表示为随机旅游（ha，1978；lusardi，1992）。后续的研究指出, 在收入面临不确定性以及信贷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 消费者为了进行跨时平滑就会产生额外的储蓄动机 (Carroll, 1997;Deaton, 1992) 。健康风险被认为是影响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如果有医疗保险控制了健康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 则预防性储蓄应该下降。因此, 预防性储蓄理论可检验的一个假说就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参加医疗保险能够降低储蓄。 Kotlikoff (1986)发现, 美国二战以后的储蓄下降伴随着社会保险 (包括医疗保险) 覆盖率的增长, 数值模拟的结果也显示出医疗保险能够降低个人储蓄;Gruber和Yelowitz (1999)利用家计调查数据发现, 1983～1994年的美国医疗救助计划使得低收入家庭储蓄减少了7.2%。但是Starr-McClure (1996)利用美国1989年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发现医疗保险与预防性储蓄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二者之间似乎存在正向的关系。Dynan (1993)利用面板数据直接估计的相对避险系数也比较小, 暗含了预防性动机并不完全能够解释储蓄的变化。 对中国农户来说, 疾病几乎是造成未来收入不确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尤其是在中国农户普遍缺乏医疗保险覆盖的条件下。国内的研究者发现中国农户的储蓄存在强烈的预防性动机。杭斌与申春兰 (2002) 利用宏观数据ECM模型测算结果发现, 1997年以来, 农村服务项目费用飞涨以及农产品生产价格持续下滑是农户预防性储蓄骤然增加、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原因。万广华等 (2003)利用农业部1995～200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农户储蓄率的上升贡献相当大。值得注意的是黄学军与吴冲锋 (2006)的研究, 他们在与预防性储蓄兼容的凸性边际效用函数框架下, 导出了储蓄与医疗保险的一个比较静态结论, 并且设定效用函数的CRRA形式, 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发现:在合适的参数取值下, 政府每承担1%的医疗费用支出, 减少的农户储蓄大约为39元。 国外研究对于“是否加入医疗保险”的内生性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因此难以区分储蓄减少的动机是为了获取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Medicaid,2还是真正的减少效应;国内的研究大多倚重宏观数据,3利用微观数据的研究不多。 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以下简称“新农合”) , 于2003年开始试点和推广, 到2008年年底已全面覆盖有农业人口的县 (市、区) , 参合农民达8.15亿人, 参合率为91.5%, 提前两年完成任务。全国累计15亿人次享受到补偿, 补偿基金支出为1253亿元。其中有1.1亿人次享受到住院补偿, 11.9亿人次享受到门诊补偿, 2亿人次进行了健康体检。参合农民次均住院补偿金额从试点初期的690元提高到1066元。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供了检验医疗保险与农户预防性储蓄关系的一个理想素材, 本文利用中国农村的微观面板数据检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于农户储蓄的影响, 检验预防性储蓄理论。本文第2部分是数据介绍与描述统计, 第3部分是计量模型与结果, 第4部分是结论与评述。 二 样本数据的描述和应用特征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 (以下简称“RCRE数据”) , 样本来自中国八个省的农村, 包括2440个农户, 28 724个人, 起始年份 (2003年) 的样本数据结构参见图1。数据是2003～2006年跨期4年的微观面板数据, 4年都有的样本农户为1919户, 占78.7%。数据包括了详细的家庭人口、社会经济等指标, 从2003年开始, 调查问卷还包括了家庭中个人的详细信息。在正式分析之前, 价值指标都按照当年农村CPI折为可比价格 (2006=100) 。 本文利用数据的主要优势在于两个方面:第一, 数据依靠严格的农户记账程序采集, 数据测量误差较小, 特别是收入、消费等数据比起单独组织的调查, 可靠性高;第二, 对储蓄理论的检验, 一般需要微观面板数据, 而RCRE数据正是具有良好代表性的农户微观面板数据集。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大学对这些样本农户的医疗保障与疾病情况进行了补充问卷调查, 补充调查数据库与RCRE数据合并, 形成本文研究所用的最终数据。 首先定义农户储蓄, 因为理论概念和实际操作化定义存在出入, 本文分别使用三种测量方法计算储蓄:储蓄1定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