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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到消费导向型日本居民消费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个故事经常被称为“增长奇迹”。1955年日本人均GDP只有大约41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10%。经过长时间持续高增长,日本的人均GDP在1988年第一次超过美国(图表1)。期间,70年代的石油危机曾使日本短暂地陷入负增长,但之后又很快恢复了增长,只是经济增速相比危机前有所下滑。到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经是美国的1.5倍①。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居民消费在总量和结构上都经历了明显的改变。本文将分析日本居民消费的转变,并探讨这些经验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中国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向消费导向型转变提供参考。 一、 健全的人口结构 虽然每个国家国情不同,但日本二战后的增长奇迹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增长在一些地方确有相似之处。在步入高增长之前,中日两国同时面临资本存量低和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在日本,资本存量低是因为二战摧毁了日本将近25%的存量资本;劳动力过剩、失业率飙升是因为战后大量的士兵回到国内。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采取产业扶持和货币宽松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实现了以投资驱动为主的高速增长。日本实际GDP增速从1956年的7.5%上升到1960年的13.3%。在此之后,GDP增长趋于稳定,在1961年到1973年年均增长达9.4%。虽然石油危机让日本在1974年短暂陷入负增长,但日本经济很快恢复,并在接下来的15年中保持4%的年均增长率(图表2)。与此同时,股市和房地产泡沫也在石油危机后的“大缓和”期间逐渐形成。在经历了40年的强劲增长后,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灭,严重打击了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力,随后日本陷入了“失落的二十年”。中国与日本的相似之处是,过去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样是由强劲的投资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支持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提高了居民收入,促进了消费总量的增长。 中国和日本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人口结构的转变。日本1950年的人口结构呈金字塔形,年龄越大的人群数量越少(图表3)。然而到了1990年,日本人口结构变成了橄榄球形,年轻人和老年人数量较少,而中间年龄的人群数量较多(图表4)。换言之,日本战后的40年间,从一个高生育率国家转变成了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的下降预示着日本社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将面临人口迅速老化的问题。反观中国,198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呈金字塔形①(图表5)。往后推40年,联合国预计中国2020年的人口结构将呈橄榄球形,这和日本1990年的人口结构非常相似(图表6)。由于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对其消费和生产模式有着重大影响,中日人口结构的相似性使日本二战后消费模式的转变对中国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型具有参考价值。 中日经济过去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一个不同点是,日本从1950年代就开始城镇化,到1970年人口红利开始时城镇化已经接近完成(当时城镇化率已经超过70%),即日本是先城镇化后人口红利。但中国1980年人口红利开始时,城镇化率只有33%,即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与人口红利期是叠加的。 二、 消费支出下降迅速,结构持续优化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消费市场总量持续扩张,从1960年的9万亿日元上升到了1997年的289万亿日元,长达约四十年的时间内,消费平均年增长9.6%,随后保持稳定,而商品消费行业股市指数在消费扩张完成之后才大幅跑赢大盘。 一般来讲,当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时,其居民的消费模式会随之发生转变①。17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发现贫穷家庭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要比富裕家庭高。图表7显示日本居民在食品方面的支出比重稳步下降,从1970年的35%左右下降到90年代中的23%左右,随后一直稳定在这一水平。同时,日本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在90年代初开始上升,在随后的20年里,医疗保健支出比重翻了一番达到5%。医疗保健支出上升一方面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医疗保健研发支出上升的影响。除此之外,居民消费中交通支出的比重从70年代开始也稳步上升。造成交通支出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城镇化使得城市居民上下班往返的交通需求增加。 当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时,另一个重大转变是居民愿意付出更高代价来换取闲暇时间。具体的例子是,居民愿意花钱购买能节省体力劳动的设备(例如洗衣机和汽车),并将越来越多的家务活外包(例如在外就餐)。图表8显示日本居民从1970年到1990年在外就餐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提升了将近1%,但从1990年以后在外就餐的比重就一直稳定在4%左右。 过去五十多年,日本耐用品消费结构的变化也值得注意。从图表9可以看到,1980年至今日本居民耐用品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在下降,但耐用品的消费额却是一直上升到1990年代中后才开始趋势性下降的。从1980到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