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恨歌》的语言艺术.docxVIP

王安忆《长恨歌》的语言艺术 王安忆曾多次谈到她希望创造出一个纸上的“伟大建筑”，并在纸上创造了“语言建筑”。她一直在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着文学创作的方法和小说语言的特点,这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及《漂泊的语言》、《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著作中,可见她对小说语言的重视。由于对“抽象化语言”的情有独钟,王安忆走上了一条将其理论付诸创作实践的探索之路。在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一改《小鲍庄》时期的具体化的语言风格,越来越多地采用抽象化的语言来构筑她的小说世界。长篇小说《长恨歌》就很有代表性地体现了她的小说语言观。在《长恨歌》中,她以其非凡的文学想象力、细腻精致的叙述技巧和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用抽象化的语言为我们构筑了一道含蓄蕴藉的语言奇景,一座独具特色的纸上“语言建筑物”。 在《心灵世界》第十一章中,王安忆结合具体作品详细分析了具体化语言和抽象化语言的特点。具体化语言“是一种在具体环境下发生的语言”,比如风土化语言(以韩少功的《爸爸爸》为例)和时代感语言(以王朔的《橡皮人》为例),都是极生动的很有特点很有吸引力的语言,但它们都有其局限性,“风土化的语言需要一个大前提,一个经验的准备,要对它的环境有相当的了解,才能够很好的领悟它。如对它一无所知,你就一点看不懂,完全错过了它。”而时代感语言“也是需要经验的前提的,它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景关系密切,一旦脱离了具体环境,便失去了它的丰富含义。”那么小说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语言呢?王安忆称它为抽象化语言。在王安忆看来,抽象化语言不是用来直接展示情景,而是用来间接描写场景的。“直接展示情景的方式,必须要求一种具体的语言,就是‘什么人物说什么话,;而间接地描写场景,则必须要求一种具备塑造功能的抽象性语言。”(当然,这里的“抽象”并非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抽象化语言是“平白朴实的语言”,是“最为简单最无含义因而便是最抽象的语言。”具体到长篇小说《长恨歌》中,这种抽象化的语言则主要体现出了风格的一致性、语言的日常化和塑造能力等审美特征。 一、 说事中的语言,让人物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在作品中,无论是描写景物、叙述故事,还是细节描写、人物对话,无论是故事情节的推进,还是人物心理的分析刻画,采用的都是统一风格的客观的叙述者的语言,甚至人物对话都没有形式上的标志,更无个性可言,叙述语言与对话语言风格是一致的,形成一个叙述的整体。如: (1)上海的弄堂真是见不得的情景,它那背阴处的绿苔,其实全是伤口上结的疤一类的,是靠时间抚平的痛处。因它不是名正言顺,便都长在了阴处,长年见不到阳光。爬墙虎倒是正面的,却是时间的帷幕,遮着盖着什么。鸽群飞翔时,望着波涛连天的弄堂的屋瓦,心是一刺刺的痛。太阳是从屋顶上喷薄而出,坎坎坷坷的,光是打折的光,这是由无数细碎集合而成的壮观,是由无数耐心集合而成的巨大的力。 王安忆在小说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以其独特的细腻入微的笔墨将上海的各种风情和人物展现给读者。弄堂及弄堂里的流言、闺阁,弄堂上空的具有灵性的鸽子,还有弄堂的女儿——王琦瑶们;爱丽丝公寓及在寂寞加寂寞里生活的女人们;邬桥及生活在邬桥的外婆、阿二们;平安里及很仔细地过着日子的平安里的人们和他们那种貌似平静的生活,都被王安忆敏锐地捕捉到并将其精雕细刻,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自始至终就是用这种充满通感和睿思的笔法来描写风物人情,极富陌生化的效果。又如: (2)王琦瑶到家正是午饭的时候,她推说已经吃过,便到亭子间看书。亭子间灰拓拓的,那种碱水洗过后泛白的颜色,墙和地都是吃灰的。王琦瑶的心倒格外的静,一动不动,看了一下午的书。傍晚时,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程先生,问她怎么突然回家了,他是去了蒋丽莉家才知道的;她说是家里有事,便回来了;程先生问是什么样的事,需不需要帮忙;她笑道,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正是个借口罢了;程先生松口气似的,停了会儿却又问,是不是因为他那日说的话不合适,才突然决定;王琦瑶就反问,那天他说那句话不合适,她怎么不知道;程先生倒不好说了,再停了会儿,就要上门来看她;她说刚到家,有些杂事,过两天再说罢,便放了电话。第二个电话是…… 这里叙述者以冷静的态度、平静的语言讲述着王琦瑶的故事。作品中见不到叙述者的影子,叙述者与人物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人物对话既没有展示对话的场面,也体现不出人物语言的个性,对话语言也不像传统小说有引号作标志,写对话只是出于叙事的需要,也就是说,对话是叙事手段之一,是用来“辅助人物行为表达”的,“是一种伴随状况和补充状况”。读者是通过叙事过程,而不是通过情景的直接展示,来了解故事进程,了解人物活动,了解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的。这也正应了她那惊世骇俗的“四不要”宣言之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当然,“她这里说的语言风格不是指作家的个人语言风格,而是指作品人物的语言个性化”,因为她笔下的“类型人物或纪实性的人物是无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