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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世纪云南银业的发展 13世纪600年代，元明清时期，云南的白银产业“在全国排名第一”。在此期间, 元代天历元年 (1328年) , 云南的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7.42%。明代成化二十年 (1484年) , 云南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0.44%;弘治十七年 (1504年) , 占99.93%。清代, 云南先后开采的银厂多达45个, 其中昭通府属鲁甸乐马银厂和永昌府属茂隆银厂的年产量均分别在二三十万两以上, 成为全国最大的两个银厂, 而康雍乾之时, 云南年均产银总数达105万余两。滇银确乎辉煌了600年。人们不禁要问:元明清时期在经济生活中到底出现了什么新因素、新推力, 如此有力地推动了滇银的快速持续发展?本文试图对此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不妥之处, 希望方家予以指正。 一、 明代云南银课 据历史文献记载, 云南生产白银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此后, 历经东汉、两晋至唐宋, 仍产银不断, 然而其生产规模都比较小。 迄至元代, 滇银生产有了较大发展, 这可从其产地范围扩大和产银数量增加两方面加以说明。《元史·食货志》载:“产银之所……云南省曰:威楚、大理、金齿、临安、元江。”这一记载,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银矿所在地点, 但所说的“四路” (威楚即楚雄、大理、临安和元江) 和“一司” (金齿宣抚司, 即今保山怒江坝、镇康、盈江、陇川、瑞丽和梁河等地) 已经涵盖了滇西和滇东南地区, 即分布在较大范围之内。元代滇银由于产地范围较广、银场数随之增多, 其银产量当大幅增加。至元二十七年 (1290年) , “尚书省遣人行视云南银洞, 获银四千四十八两” (卷23)。经过38年后, 即天历元年 (1328年) , 云南省上缴朝廷的银课多达735锭34两3钱, 按每锭50两计, 合计36784两3钱(卷94,食货2) , 较至元二十七年增加九倍多。据《元史》卷94“食货志·岁课”载:天历元年全国银课总数为1551锭11两, 即77561两。元代银场均“以十分之一输官”, 即银课税率为1/10 (详见下文) 。据此推算, 天历元年全国银产量为775610两, 云南产银为367843两, 云南银产量占全国总数的47.42%, 几近一半之数。可见, 从元代开始, 云南已成为当时全国主要的白银产地。 明代是云南银业大发展的时期。首先从滇银产地来看:近人梁方仲先生根据诸多文献记载进行了统计, 他说:有明一代, 全国的银矿总数“至少也在一百处以上吧”, 其中“云南银场在宣德正统间有七处、弘治间有九处、万历天启间约有二十三所, 至明末增至六十三处” (P119)。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 正德《云南志》卷三、五, 天启《滇志》卷之三以及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等文献记载, 明代云南银矿主要分布在楚雄、大理、临安、永昌 (今保山) 、曲靖、姚安和镇沅等7个府, 而其中又以楚雄、永昌、大理三府所属银场最为兴旺, 曲靖、姚安二府次之, 镇沅府又次之。明代云南7个府开采的银场见于史志记载而有明确位置者, 合计30处, 也许其中尚有遗漏。由此可见, 明代云南的银场数大约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 比之元代已大大增加。在30个银场中生产规模较大的有两个, 即楚雄府南安州表罗山银场和永昌府腾越州明光山银场。当然, 这些银场有的是一直生产, 而有的则是“时开时闭”或“屡开屡闭”。 其次, 从滇银银课和产量来看:《明实录》自成祖初年至武宗末年 (1403~1521年) , 均有全国每年银课收入总数的记载, 同时还记载了云南、浙江、福建、四川等主要产银省份的部分银课数额。依此, 即可计算出各省产银数量及其在全国的地位。据《英宗实录》卷252载:天顺二年 (1458年) , “命中官于浙江、福建、云南三布政司闸办 (即比洪武旧额增加的银课) 银课。浙江岁办银二万一千二百五十两, 福建一万五千一百二十两, 云南五万二千三百八十两”。滇、浙、闽是3个产银大省, 三省“闸办”银课合计88750两, 其中云南占59%, 远超其他两省。又据《英宗实录》卷314载:天顺四年 (1460年) , “命太监卢永、罗珪, 少监冯让, 内使何能闸办银课。永闸办浙江各银场, 银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两;珪闸办云南各银场, 银十万二千三百八十两……通计四处 (即浙、滇、闽、川) 银十八万三千七十七两”。当年云南银课占4个主要产银省份银课总数的55.92%。此外, 据全汉升著《中国经济史研究》“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量”统计:天顺二年, 全国银课总数为74457两, 云南银课数为52380两;天顺四年, 全国银课为146341两, 云南为102380两;成化九年 (1473年) , 全国银课总数为52124两, 云南为26100两;成化二十年 (1484年) , 全国为89969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