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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刑法理论对犯罪过失概念认识之比较

作为一种符合事件事实的犯罪，故意犯罪一直受到各国立法者和理论研究者的关注。而犯罪过失作为过失犯罪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在立法上和理论上受到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关于犯罪过失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大陆法系的学者们一直存有不同的认识,但无论哪种学说和主张,都是以犯罪过失的概念为中心而进行构建和展开的。与此相适应,对犯罪过失概念的界定也是各国刑事立法所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但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国刑事立法和理论研究对犯罪过失概念的诠释歧义甚多。对中外关于犯罪过失概念的立法模式和理论学说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权衡其得失,对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和理论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犯罪和错误概念的立法模式

从现代世界各国刑法关于犯罪过失概念的规定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种立法体例:

(一)大陆法系典型国家刑法立法形式

这种模式是指刑法总则中只规定处罚过失犯罪的一般原则,而犯罪过失的概念则通过学理或判例的解释来界定。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和德国刑法。日本1907年刑法第38条第1款规定:“无犯罪意思之行为不罚,但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不在此限。”这是近代西方国家在刑法总则中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犯罪以处罚故意为原则,以处罚过失为例外的立法例。这一立法形式和立法例,相继为众多国家所效仿。11976年联邦德国刑法典第15条第1款规定:“本法只处罚故意行为,但明文规定处罚过失行为的,不在此限。”2

(二)预见到自己行为不作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则认为,污罪的手段即具有因果关系

隐含模式是指在刑法典中只规定过失犯罪的概念,而犯罪过失的概念则隐含于对过失犯罪的规定之中。例如1996年5月24日通过、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条规定:“因轻信或疏忽而实施的行为,被认为是过失犯罪。如果犯罪人预见到自己行为(不作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但却没有足够理由地轻信可以防止这种后果的发生,则犯罪是因轻信而实施的犯罪。如果犯罪人在加以必要的注意和具有必要的预见性时本来应该和可以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不作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却未预见到这种后果,则犯罪是因疏忽而实施的犯罪。”这被认为是在刑法典中直接规定过失犯罪概念的典型的立法例,也是从本质上对过失犯罪所作的规定。但其中包含着对犯罪过失的两种形式——轻信过失和疏忽过失概念的界定。

(三)《瑞士联邦刑法典》第18条第3款规定的过失

并列模式是指在刑法典中既规定了过失犯罪的概念,又规定了犯罪过失的概念。例如1937年12月21日公布、1996年修订的《瑞士联邦刑法典》第18条第3款规定:“行为人由于违背义务过失地未考虑行为之结果,或者对行为之结果未加注意者,是过失犯罪。根据当时的情况和个人情况,行为人应当注意而未加注意的,即为过失。”该款前半段是对过失犯罪的规定,后半段则是关于犯罪过失的规定。

(四)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犯罪过失制度的依据

直接模式是指刑法典中直接规定了犯罪过失的概念。例如1974年奥地利刑法典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依其情况应注意,且按其精神及身体状况能注意,而怠于注意,致发生其不知之法定构成事实者,为过失。”第2款规定:“认识该事实可能实现,而未希望其发生者,以过失论。”韩国1953年刑法典第14条第1款:“由于疏忽大意,未认识到犯罪构成要件之事实的行为,其处罚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

在前述关于犯罪过失概念的四种立法模式中,第一种模式即德日模式最为概括,其实它并不是对犯罪过失或过失犯罪概念的规定,而是对过失犯罪处罚原则的规定,这就为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但将如此重要的概念委诸于学说和判例的解释,不但易导致理论上的歧见,而且会造成实践中的混乱,很难说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旨趣,故不足取。第二种模式其实曾经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模式,现俄罗斯刑法典基本上承袭了其基本内容,只是在形式上作了适当的调整。该种模式把过失犯罪作为与故意犯罪相对应的一种犯罪类型,用立法形式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准确的界定,有助于人们正确地把握过失犯罪的本质,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认定过失犯罪的规范标准;同时,立法关于过失犯罪概念的规定,也为人们理解和认识犯罪过失及其形式提供了法律依据,避免了理论的分歧和实践的混乱,因而不失为一种科学的立法模式。但无论是前苏联还是现俄罗斯,都存在着立法语言繁琐、晦涩的缺陷,特别是关于疏忽过失的规定,简直使人如坠云雾,不知所云。如果排除语言习惯及翻译技术因素,这种缺陷则反映了其立法技术的粗疏。第三种、第四种模式都在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犯罪过失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