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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篆刻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粹

屈指数去，上一个千年的驿站，当是设定在北宋的咸平三年。在

篆刻史上，这是一个周秦两汉艺术高峰彻底式微，而明清又一高峰还

未崛起的时期，是两座高峰过渡中的一凹渊谷。然而又得承认这是由

谷底开始攀升的转折期。热衷金石学的文学巨匠欧阳修即诞生在这当

口，他悉心编撰的《集古录》十卷，乃至其奉敕篆皇帝尊号之宝的事

实，客观上揭示了未来以文人为主宰的又一篆刻艺术热潮的序幕。

文人篆刻艺术由于欧阳修从基础上的打桩，读书人在举业与文字

主课之外，似乎多了一种癖好，多了一种追求。接踵着曾巩集古今篆

刻成《金石录》五百多卷，米芾尝试篆刻自用印，杨克一创辑《集古

印格》，以及相传北宋宣和时期官府辑成《宣和印谱》四卷……，要之，

在上一千年之始，可以毫不勉强地称之为明清篆刻艺术又一高峰蓄势

期、起步阶。

然而这一蓄势起步，是相对缓慢的、漫长的，是艰辛地在蠕进着。

此后的人物，如赵明诚、洪适、姜夔、颜步夏、薛尚功、王俅、娄机、

赵孟頫、王冕等都作出了个人的积极贡献。而贡献尤著的当数元代吾

丘衍。

在公元一千年纪年的整三百年后，即一三OO年，吾氏撰写了

《学古篇》二卷（后世多以其第一卷之《三十五举》名之）。《学古

篇》的问世，其意义非同凡响，它对于真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有着上

承秦汉、下启明清的启蒙作用、指导作用和枢纽作用。故元人夏溥称

此书出，“遂变宋末钟鼎图书之谬”，并称“寸印古篆，实先生倡之，

直第一手。”这应是符合实际的公允评论。吾氏是勇于奋进，跃越低

谷的印坛骁将，对于明清篆刻艺术的勃兴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大致上溯到五百年前，篆刻艺术还不是先贤播种后的收获期，但

真正的种子已到了发芽的时候，是一个春风化雨，禾苗茁壮的时期。

此时印谱的汇集风行，有利于对精湛的秦汉印章艺术的总结、推广、

借鉴；印学论著的大量出现，有利于以高深精僻的理论指导印人的实

践；叶蜡石类的青田、寿山石引进印坛，从材质上改变了铜玉牙角印

不易镌刻的状况；

文人热衷于篆刻，从根本上排斥并替代印工，成了印坛里的主角；

印泥越纸等必备器材的制作完美精良，为印人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条

件。加之明末没落的末世政局，使文人们多避政乃至弃政而移情于艺

事。这多种因素的相加相促，促使了文人捉刀耘石，寄情运智，把这

门败落了千年的篆刻艺术拾缀起来，开始了对新高峰的冲刺，正如此

时的杰出印人苏宣所描绘：“家家仓籀，人人邕。”话虽有夸张的成

份，但也可以推想彼时民间尤其是在文人中刻印风气之盛了。

冲刺新高峰的号角是真正地吹响了。这强有力的进军，使文彭、

何震、朱简、苏宣、汪关为帅将的明末第一梯队，和入清的以程邃、

丁敬、邓石如、钱叔盖、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为骁将的第二梯队，

成为公认的彪炳史册的明清篆刻又一高峰的前仆后继的缔造者。座落

在杭州孤山的西泠印社更是成为这一印学高峰的标志。

（文彭，七十二峰深处）

事实上，高峰并非顶峰，这一势头并不因满清的消亡而偃旗息鼓，

齐白石、赵时棡、王禔、钱厓、方介堪、来楚生、陈巨来等前辈印人，

在二十世纪的前、中叶都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尤其要肯定的是在党的

正确又宽松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在千年之末，篆刻之热由江南一隅发

散至天南海北，前所未有的大区域普及和队伍壮大。

前所未有的众多印社、印展、印谱、印学论著及印学研讨会。这

些努力使新中国产生了许多有成绩的中青年的出色篆刻家、史论家。

当然，对这些崭新瞩目的成果，是得留待于更新的千年去研讨、总结

的。因此我们可以无愧地说，这即将过去的千年，对于篆刻艺术来说，

是印起八代之衰的千年。如果说周秦两汉的前一高峰早已寿终正寝，

那么明清篆刻流派高峰依旧以强劲的势头在垒迭进军，在向更高更新

的峰峦垒迭进军！

历史是一面明澈的镜子，历史是一位诚实可信的老师。回望千年，

利于启迪新千年。以篆刻艺术论，这千年的雄伟进程，以事以人鉴之，

可谓心得多多。诸如，一艺之成，当以突破、创新为天职、为魂灵。

不推陈，何以言新，不突破，不创新，因循守旧又何益？吾尝谓：

“传统万岁，出新是万岁加一岁。

”“万岁”是指对千年优秀传统延续突破、创新之总和，“一岁”

非指其功绩之微，而是言其对古来优秀传统在新阶段的发展和迭加。

两者之辨证互补关系，是不可小视，不可无视，也不可倒置的。要之，

新陈相辅，勇于精进，必有创获；偏于一端，唯陈唯新，难有建树。

这是为千年篆刻史所验证的。

此外诸如，一艺之成，总有发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