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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中州诗抄》文献价值的激活

在清代中州现存的诗集中，宝丰学者杨淮编纂的《元州地诗》（以下简称《诗》）丰富了诗歌，并分布在振动区。《诗抄》刊刻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计收清代中州诗人500多家,诗作2560余首。全集共三十二卷,其中卷一至卷二十七为中州诗人之作;卷二十八为闺秀之作;卷二十九是流寓之作;卷三十是方外之作;最后两卷是与杨淮同时代的诗人作品。199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重新校勘出版了《诗抄》(题名为《中州诗抄》)。申畅在序言中称许杨淮“选校皆精”,曾“请名家参与其事,如聘请钱仪吉、苏源生为之订正,所以《诗抄》刊刻尚精,无可陈指”前言(1)。不过,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钱仪吉和苏源生虽对《诗抄》的编选有赞助之功,但《诗抄》问世之后,钱苏二人对其书却并不满意,甚至还颇有微词。对于杨淮将自己的名氏列入《诗抄》的“订正”及“总校”名录之中的做法,二人也并不认可。

一《诗抄》的编撰

清代中后期,有一批中州学人有志于整理乡邦文献,一些外省文士也先后参与其中(2)。钱仪吉和苏源生便是这批学者中贡献较大的两位。钱仪吉(1783-1850),号衎石,浙江嘉兴人。钱氏曾编纂《碑传集》,著有《衎石斋记事稿》等作品传世。晚年,他客居开封,主讲大梁书院,为中州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诗抄》问世后不久,钱仪吉便在《答王解元骧衢书》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之意:

中州采诗之举,弟到汴即有意于此。鞠村为言宝丰杨君志在甄缉,因以所得诸集多付鞠村,以畀杨君。杨君以乡试事来省,曾示所选数卷。去取似有未惬,即直言告之,属其更定。杨君诺而去。逾二年,书成镌木,赠予一编。去取当否可勿论。即金根臆改之处,触目皆是。卷前列弟名于阅定姓名之首,尤令人惶悚。……卷三

从这段文字来看,钱仪吉对于杨淮编辑《诗抄》之举确有赞助之功。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诸家诗集托苏源生寄给杨淮,又曾在杨淮来汴期间当面提出过自己的意见。但杨书刊成之后,钱仪吉却并不认可这部《诗抄》。为了撇清自己与杨淮《诗抄》的关系,他甚至决定“别为一集,以自湔洗”卷三。

苏源生(1808-1870),字泉沂,号菊村。河南鄢陵人。源生曾耗数十年之力辑录了《中州文征》、《鄢陵文献志》等著作。除此之外,他还著有《记过斋文稿》、《师友札记》等书存世。与钱仪吉相比,同为中州士子的苏源生应该与杨淮更为熟识。不过与其师的看法相似,苏源生对于这部投入过自己心血的《诗抄》亦不满意。他直截了当地说:“某君《诗抄》,自出心裁,而委之于仆,所不敢承”,“某君所选之诗,虽费力而实大谬,于汴中先辈非徒无益而已”。卷一苏源生同样撇清了自己与《诗抄》的关系。用“某君”来称呼杨淮,其不满之情可见一斑。

在当时而言,《诗抄》的刊刻对于中州士人来说是一件大事。新野文人马一山与杨淮的老师余葵午过从甚密,在给余的信中,马一山也谈及了当时一般中州士人及马氏本人对于这部《诗抄》的看法:

夫作家难,选家更难。必身居堂上,始能判堂下人之曲直。若扶服堂下,而议堂上人之短长,非僭则妄。去年敝门人尹靖江,仆往游焉,于姑苏旅邸见吾乡新进言《中州文征》选人选题不选文,《诗抄》更劣于《文征》,所选率平浅之作,而遗其有关劝惩者。且多点金成铁处,小传亦时有芜累。嗟乎!此公论也。如仆己亥闱中作,有“蜡暗五更心”句,改“暗”作“尽”则嚼蜡矣;“达人安运命”句,改“运”作“时”,令平仄失调,尚可与言诗乎?高足杨君两大刻,工费浩繁,而二三知名士往往感恩而未称为知己,窃为盛举惜之。望足下商诸高足,将底本校对,于所改不惬者正之,亦阴功也。丁集

以这段文字与前面所引的文字对读,我们便可以大体上了解当时文人对于《诗抄》的普遍看法了。平心而论,杨淮的《诗抄》在编选上确实存在着一些缺憾。其一便是臆改原文。马一山以自己的诗作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较为令人信服。其二是托名附骥,即一些并不知名的诗人作品被选入《诗抄》之中。细读杨淮的《诗抄》,我们发现编者将不少亲眷的诗作都选列其中。这些亲眷包括了杨淮的八世伯归仁、高大父苾、从曾祖母陈氏、祖父岱、父岸清、母丁氏、舅秦福田等。除秦福田曾著有诗集外,其他人并不以诗见长。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杨淮将其祖、父的诗作分别置于卷二十五及二十七的卷首,这更难免有借《诗抄》以传家的嫌疑了。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杨淮却并未获得时人的认可。我们不禁也要同马一山一样,“窃为盛举惜之”了。

二《红杏山房诗》一卷

不过,与这些缺憾相比,杨淮所编刻的《诗抄》在保存中州文献方面所做出的成就更应该为后人所铭记。首先,《诗抄》的刊刻问世,本身便足以令中州士人欢欣鼓舞。有清一代,各省对本地的乡邦文献的整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