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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外来文化

一、改变了明清社会的经济因素

根据俞敏洪的笔记本，外国人都是“西方人”或“欧洲人”。但事实上，纪云的意识并没有明确的区域分类，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感知的折射。乾隆八年(1743)成书的《大清一统志》中所说的“西洋”其地理概念就是浑浑噩噩的,到乾隆五十四年由和珅等奉旨编修的《钦定大清一统志》,将所知道的外国全部列为朝贡国,“西洋”国家的名称、地理方位、人文制度仍然混乱模糊。就普遍情形而言,明清之际的中国人并不缺乏获得各种有关世界知识的条件,而是缺乏接受和了解世界知识的心态。

一方面,明清时代对外来文化表现出一定的包容。清朝入关立国之初,朝野上下怀抱“四海之内,天朝为大”的观念,对西洋的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等,几乎浑然不知。“惟知九州以内,至于塞外诸番,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至声教不通之国,则道听臆谈,尤易凿空”。16世纪中叶起,以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传教,意大利的利玛窦、艾儒略、罗雅各,德国的汤若望,比利时的南怀仁等从上层入手,改变传统的传教策略,利用中华文化的某些形式进行传教,正如《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四》中描绘的“彼奉其国王之命,航海而来,不过欲化中国为彼教,……而自利玛窦以后,源源续至,不偿其所愿,终不止”。尤其是利玛窦改穿儒服,合儒辟佛,通过调和融汇两种不同背景的文化来传教,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康熙帝所称赞的这种“利玛窦规矩”指引下,各国传教士们消除了封建专制政府和人们的疑虑,传教事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从《阅微草堂笔记》常提及散布在民间的“天主教”情况就可略见一斑。《明史·天文志》云:“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此前未尝有也。”来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出于传教的需要,以西方科学知识为切入点,用汉语写作或翻译了近200部关于天文、数学、几何、地理、农学、兵工等方面的著作,其中许多学术理论是当时的中国人所不了解的,以科学知识和“天主福音”吸引了大批贵族、学者加入基督教,通过上层人士和学者的带动,达到上行下效的传教效应。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接受基督教同时,也成为了传播和利用西学的带头人。

另一方面,明清社会对外来文化有着强烈的抵触。明清时期的封建文化和欧洲资产阶级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当时的主流就是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天主教士带来的并非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在主观上,他们只是更想把传播西学作为博取中国统治者信任以利其在中国推行传教、殖民事业的一种手段;政府乐于接受的也仅限于那些对巩固其封建统治所需要的某些知识。在稳妥解决了边疆问题,政权稳定下来之后,清政府认识到加强中央集权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思想控制,尤其是要消除某些外来思想和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干扰,以有利于加强统治。雍正曾对传教士巴多明说:“汝等欲中国人人为天主教徒,此为汝教之宗旨。朕所稔知。果尔,则朕等将为何种人,将为汝国君之臣属耶?汝等所劝化之教徒,目中惟有汝等。一旦有事,彼等惟汝言是听。朕知今日无所惧,然洋船千百沓至,必将生事。”因此他采纳了满保的建议,采取更加严厉的禁教措施,驱逐教士,号召教民改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一政策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而且也逐渐渗透到文化领域。其特征就是严格限制和禁止对外文化交往,阻挠外来文化的渗透。统治者表彰程朱理学,倡导三纲五常,实施“科举取士”,以八股文和儒学经典取仕,士子写文章只许重复儒学教条,不允许陈述自己的见解,使得这一类人“八比之外无所长”;同时大兴文字狱,禁书焚书,企图将与封建专制思想不符的思想文化灭绝。纪昀则直接参与了这种文化专制活动。《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若干篇目直接或间接记载了这些活动的内容。

二、《阅微拾遗》与《职方外纪》

1.《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关外来文化的描述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物质方面的,比如器物、用语等等,总之是有形的文化内容。

作品所介绍的外来文化内容中,有两本著作值得注意,一是《西学凡》,一是《职方外纪》。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中有一则笔记长达1000多字,论述艾儒略的《西学凡》1《西学凡》,凡,大概、要略之意,顾名思义,“西学凡”即西方教育概要,这是一本欧洲大学所授各学科的课程纲要,也是耶稣会教士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唯一一本专著,最初被收入《天学初函》,后被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