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夷山道教对民间神戎信仰的影响.docxVIP

论武夷山道教对民间神戎信仰的影响

道教圣地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自春秋尹喜入山修炼以及明永乐皇帝大兴武当迄今,无数羽士仙客、善男信女、名流贤达朝真访道,抒情记事,形成了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近年来,随着“道教热”、“老子热”等传统文化的升温,博大精深的武当山文化正期待世人的解读,而独具特色的道教对联仅是这其中的一员。

武当山道教对联(以下简称“武当对联”)泛指以武当景观、神仙、宗教、武术为主要描述对象,兼以道教义理之言反映思想信仰、社会生活的专用联语。它是武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地区人文风俗、宗教活动以及民间神袛崇拜的能动反映。由于武当对联长期散见于各宫观庵堂及相关文献著述中,加之收录不详,错讹迭出,致使有关这一文化领域的研究甚少,笔者不揣浅陋,拟从武当对联的来源、价值及其与道教的关系诸方面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周延甲“双音节”文学体裁

谈论武当对联,首先要对对联的历史渊源和格律演变特征有所了解。众所周知,对联亦称楹联、对子、桃符等,其别名多达十余种。它是我国独有的文学体裁之一,它跟骈文、律诗一样,只能生存在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占绝大优势的汉语土壤中,“这种文艺形式的独立文体起源于西晋,实用于盛唐,此前多为五言、七言律句;宋、元、明三代始有创新,形式渐成多样化;自清初乃至民国初集其大成,于今久传不衰。”(P1-18)

(一)第三,逐渐实现了配方的起源和年代的界定

据《武当山对联辑注》一书所收录的内容,绝大部分来自武当道人传承的对联稿本和编著者实地采录,且多无创作年代及作者姓名。但是,把武当对联作品与对联格律形式演变作一横向比照,其部分作品创作时代就会显现一个模糊的痕迹。如武当山方丈堂联:

视不见,听不闻,自古鲜人开秘窍;

迎吾前,随吾后,吾今有剑透玄关(P181)。

这种“句子自对”的形式最早始于南宋朱熹赠友对联,“朱(熹)氏可能为句子自对之创始人。”(P17)据此可推断这类形式的对联可能为南宋以后所作。再如武当山太上老君联:

安南辰,定北斗,开天辟地;

分阴阳,判水火,炼海烧山。(P45)

这种“对偶句自对”的形式最早见于明代任瀚(1529年进士)题南充关帝庙联,“任(瀚)氏可能为对偶句自对之创始人。”(P18)由此可判定此类对联多为任瀚以后所作。以上列举二例具有首创性和代表性,在武当对联中,诸如“排比句自对”、“排偶句自对”等形式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在此仅作为考定部分对联上限年代的一个依据。

武当道人传承大量的祀神对联,明显地体现了时代的烙印。武当道教虽然与全国道教一样,实行多神崇拜,但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据元代刘道明撰《武当福地总真集》、元代罗霆震撰《武当纪胜集》、明代任自垣撰《大岳太和山志》以及有关碑刻资料记载,明代以前,武当山除尊崇玄武神以外,还祀有三清、玉皇、五百灵官、太上老君、三茅真君、八仙、梓潼、关王等道教诸神。而明成祖朱棣大兴武当后,为了提高武当山道场的地位,“一是令臣工铸塑数以千计的神像遣运至武当山安奉;二是将全国各大宫观所奉主神搬进了武当山,并钦选了四百名高道,遣至武当山各宫观办道,他们把各自原地供奉的神仙也随之带进了武当山;三是武当道场在明代已成为全国道教活动中心和神仙荟萃中心。”(P7-8)从武当山众多反映神仙信仰的对联中,有些可以断定为明初以后的作品。因为在此之前,像东岳大帝、天后娘娘、观音菩萨等还没有到武当山“定居”。这也可以作为判断部分对联上限年代的一个参考依据。

关于庙观对联的起源问题,清代梁章钜曾说:“庙中楹联,宋元时绝无传句,大约起于明代,至本朝而始盛。”(P28)梁为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进士,被誉为“八闽硕儒”,一生“无书不读,有美必彰”,“学识渊博,著述不辍”。此论为断定武当对联上限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武当山现存对联,多为清代及民国年间作品。如紫霄宫大殿两副木刻门联为清道光七年(1827)的实物;金顶父母殿内两联分别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和民国四年(1915)的实物。且道人传承稿本的下限年代也可断定在民国时期,因其中有一副真武大帝联:

海晏河清,共祝民国而有庆;

天长地久,同祈政府以无疆。(P65)

此联中嵌有“民国政府”字样,其年代亦显而易见。

通过以上年限特征的交叉比较,现有武当对联的创作年限可大致圈定在明初至民国这五百余年间。至于少数对联的确切年代,因时过境迁,缺乏实证,已不可详考。

(二)关于对的传承

据《历代名人与武当》载,与武当有关的历史人物中,有帝王将相、名公巨卿、鸿儒硕士、仙真高道,他们登临武当,咏颂题赞,留下了大量带有道教色彩的诗文歌赋,唯有对联极为罕见。比如宋代陆游等,元代刘因、赵孟頫、杨载、虞集、元顺帝、黄晋卿等,明代朱元璋、李东阳、李时珍、李自成、徐弘祖等,清代李渔、康熙、乾隆、光绪等,民国李宗仁等等。他们不仅是治国、修文、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