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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治疗-健康上

1国台湾大学成立后的中国精神医学研究

曾文兴教授的《文化心理学与健康治疗》一文开始出版。12篇有关精神医学历史、精神科医师教育培训、文化精神医学、心理治疗、家庭及亲子关系、社会文化变迁等重要论题的述评将陆续与读者见面。从题目看,几乎全都是“软科学”的话题。

曾教授是世界知名的华裔精神病学家,生长于我国台湾,青年时期在台湾当精神科医生,后来赴美深造并在夏威夷定居,发展其文化精神医学,专长心理治疗他勤奋实践著述领导过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的跨文化精神病学分会,创建了世界文化精神医学协会,而且长期关心国内精神医学发展,是改革开放后最早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安排来中国内地进行学术交流的外籍精神病学家之一。30多年来,他经常来华,主要在文化精神医学及心理治疗领域进行调研、讲学、培训活动,还接受、资助多位中国医生在美进修,对中国精神医学现状和问题了解较多,提供过非常宝贵的帮助。

即将与读者见面的述评,是曾教授基于其长期经验,以及对国内精神卫生领域的观察和思考而撰写的。我国的精神卫生事业,正在经历从一穷二白到蓄势待发即将大规模发展的关键过程作为接触曾教授个人及其文献较多的中国医生,我个人相信,他的观点,无论是否符合我们已有的经验、知识和习惯了的价值观,都将会为我们提供拓宽眼界的机会,并激发我们的反思与前瞻。

2对文学争论背景的探讨

第一篇述评,以精神病学中两种范式或取向为讨论对象,涉及看待精神病理现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曾教授选取了“描述精神医学”与“动态精神医学”作为论战双方的代表,以此说明现代精神病学发展史中各种思想观念、学术旨趣、研究方法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他所用的中文术语可能与我们的不同(例如,“动态精神医学”我们称为“动力精神病学”),而且可能还有同道认为,拿这两者来做代表不妥,有些论点、论据及例子也值得商榷。但这可能与中国和西方、内地和台湾,甚至就是与他所介绍的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隔膜有关,不妨碍我们从中获益。为帮助大家理解,在此谈谈自己对相关哲学、医学史背景的看法。

在如何看待精神障碍的本质这个问题上,人们对“客观”与“主观”、“脑”与“心理”、“疾病”(disease)与“病痛”(illness)、“因果关系”与“意义联结”、“医学模式”与“道德模式”等矛盾论题争论不休。这些论题既是精神病学、心理学领域里的基本哲学问题,也是很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国外学术界的争论已持续上百年。如果往近现代精神病学、心理学诞生之前的时代回溯,约2500年前希波克拉底、柏拉图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对此开始认真、严肃的辩论了。

西方同仁们习惯了隔山观虎斗,必要时就心甘情愿地或不得已地投身于两派之间的论战。通常可以看到,代表性人物们为捍卫自己理论的正确性,抢夺话语权,在“非此即彼”、“有你无我”思维指导下一边自我拔高,一边互相攻讦,让人觉得精神病学、心理学里真是有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有时,在一方拿出“杀手锏”后,优势一方洋洋得意,另一方无奈地暗下决心,准备下轮较量,也有少数人可以大度地妥协、和解,甚至皈依对方。不过,最让人欣慰的是,更多的不走极端的同道们,从非黑即白的对垒中边看热闹边汲取营养,从早先与己观念不同的人那里学到了新知识,扩展了兼收并蓄的胸怀,启发了研究的新天地。可以说,精神病学就这样一路走来,矛盾、斗争促进了发展。

本人的德国老师Stierlin生于20世纪20年代,就经历过“三级跳”生涯———二战结束后做雅斯培尔斯的博士生研究现象学,50年代写精神病学博士论文后转到美国接受正规精神分析训练,60年代后成为系统思想实践者。他的每一次转折都是“华丽转身”,都是摒弃“非黑即白”,拥抱“既……又……”宽容思维方式的结果。在临床和学术两个领域,他四个角色都演得好———哲学家、精神科医师、精神分析师、系统家庭治疗师。

3神经症人格与心理学有重要的联系

对于上述论争,德国精神病学家、哲学家卡尔·雅斯培尔斯(KarlJaspers)的思想最为关键。他在1913年初次出版、后来不断再版的《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中,做了迄今为止尚无人超越的论述。他提出,精神病理学需要两种心理学,一种是“解释的心理学”,一种是“理解的心理学”。

解释的心理学(psychologyofexplanation)关注的是精神和精神病理现象发生的机理和物质基础,解释因果关系;而理解的心理学(psychologyofunderstanding)重点则在于精神世界内部的“有意义的联结”。比如,研究动机“为了什么而产生”和“如何产生”,研究情绪与意志、认知与外显行为的关系。精神科医生一方面作为客观的观察者,要判断患者有无“投入的理解”———也就是“共情”———方面的损害,另一方面,为了理解患者症状的意义,自己就要有共情的能力。由此可见,只强调精神活动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