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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政府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动逻辑比较

一、家庭收入结构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从公共危机发生的领域、规模和频率来看，中国现在是危机事件的多发期（薛兰等人，2003）。中国农村地域广阔,60%的人口是农民且居住在农村。在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面前,农民成为弱势群体,农业成为弱势产业,农村成为脆弱社区(莫利拉、李燕凌,2007),这些都对处于转型期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2005年底,席卷东南亚的禽流感危机使得中国许多省份的养殖家禽农户纷纷破产,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影响。

本课题组在宁夏、辽宁、贵州三省(区)选择了12个村庄作为调查点,主要评估禽流感危机对小规模养殖户的社会经济影响。其中,宁夏和镇(1)号称“西北第一养殖大镇”,当地农户养鸡历史比较久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每户数百只以上规模的庭院养殖便发展起来。和镇人均耕地不足1亩,人地关系紧张,养鸡成为增加收入的一种途径。近十年来,当地农户庭院养鸡数量逐年攀升,和镇政府看到了养鸡的规模效益。1999年,和镇政府建造“第一养殖园区”,占地面积168亩,投资1285万元,建设标准化鸡舍106栋,存栏蛋鸡13.9万只。2003年底,在当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和镇政府又建造“第二养殖园区”,占地面积500亩,投资3860万元,建设标准化鸡舍330栋,涉及养殖户296户,存栏蛋鸡100万只。2004年底,在政府大力动员下,养殖户陆续入园养殖。2006年初,发端于“第二养殖园区”的禽流感(H1N5)危机使得整个和镇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全镇390万只鸡全部被扑杀,经济损失达4亿元。

营村作为和镇“养鸡第一村”,全村总户数739户,总人数2554人,长期在外的有202户、578人。全村共有10个村民小组,劳动力1515人,有耕地2300亩,全部可以灌溉。2010年,营村种植小麦1800亩,玉米1580亩,水稻1279亩。该村养鸡历史相当长,只是规模很小,大部分农户都把养鸡数量控制在百只以内。从1996年开始,该村的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经过10年的发展,到2006年,全村养鸡数量已达30万只,而且许多农户以养鸡产业为主,兼顾种植业。但是,2006年突如其来的禽流感使得许多养殖户负债累累,部分农户从此不再养鸡。

根据课题组2007年对宁夏、辽宁、贵州三省(区)禽流感疫区的调查数据,疫区农户平均家禽养殖收入从禽流感发生前的12889.5元减少到禽流感发生后的8419.15元,下降了35%(李小云等,2010)。总的来看,家禽养殖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结构中占据重要部分,并且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较大。从宁夏营村养殖户的经济损失情况来看(1),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养鸡规模在800～1500只之间,有50户,平均每户损失15000元;第二类养鸡规模在1500～3000只之间,有48户,平均每户损失30000元;第三类养鸡规模在3000～6500只之间,有27户,平均每户损失60000元;第四类养鸡规模在6500～10000只之间,有5户,平均每户损失120000元;第五类养鸡规模在10000只以上,平均每户损失200000元,不过这类农户数量极少,仅有2户。

由此可见,这次禽流感危机对营村养殖户的影响程度高于上述三省(区)调查样本的平均值。正是和镇养鸡产业的“大起”与“大落”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如此规模的养鸡大镇,政府和养殖户难道就没有危机预警意识吗?为什么禽流感危机发端于养殖园区?禽流感危机从发现到最后全面管理长达三个月(2006年6月至2006年9月),为什么危机能持续肆虐这么长时间?难道地方政府和养殖户都没有作为吗?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乡村的同时,国家的防疫技术能力也不断提升,为什么禽流感危机得不到有效控制,反而会大规模地覆盖全镇?当然,笔者更愿意知道,养殖户在这场关乎切身利益的危机管理过程中的行动逻辑是什么?政府在这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动逻辑又是什么?这两种行动逻辑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问题?如此多的疑问不断冲击着笔者,于是,笔者从2010年6月8日至9月8日在营村进行了实地调查,以期尝试从田野中寻求对上述疑问的解答。

二、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路径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危机管理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社会转型之际,“危机”已经与“全球化”等词汇一样风靡全球。作为21世纪最热门的话语之一,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可以说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邱毅,1999)。尽管危机管理研究在国外具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然而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尤其是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在中国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