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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中国古典小说论鸳鸯蝴蝶派侦探小说的叙事探索

20世纪初，中国文坛出版了几篇关于侦探小说的杂志，如《半个月》、《紫色》、《红色》、《杂志》、《金刚钻》、《象山》、《春秋》等。在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下,在中国公案小说的传承中,出现了一些热衷于侦探小说的作家,其中以鸳鸯蝴蝶派作家尤为出名:程小青、俞天愤、张碧梧、陆澹安、孙了红、汪剑鸣等,出现了《霍桑探案》、《蝶飞探案》、《李飞探案》、《宋悟奇新探案》、《杨正芳探案》、《东方罗苹奇案》、《胡闲探案》、《东方鲁平奇案》等侦探小说。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侦探小说创作呈现出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不同的叙事探索,自知视角、平民姿态、情智结合、悬念倒装等叙事方式的运用,使鸳蝴派侦探小说成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滥觞。

一《三维”视角的叙述

中国古典小说往往用全知的视角叙写故事,尤其是话本小说都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方式进行叙写。在西方小说叙述方式的影响下,鸳蝴派侦探小说家注意到了采用自知视角叙写侦探小说,形成了一种新颖的叙事方式。程小青在《侦探小说的多方面》中就说:“侦探小说的记叙方式,也有他叙与自叙两种,他叙体也和其他小说一般,著书的处于第三者的地位,把书中的实事用纯客观的方法,逐节演述出来。自述体著书的就成了书中人物的一员,在探案时记录者也亲身经历,对于全案的事实,也往往参加动作与意见,所以他所记述的事实,也比较亲切、真实和更有兴味。”1这道出了近代以来中国侦探小说叙述方式的探索与努力。

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都以包朗的第一人称视角叙写,作为侦探霍桑助手的包朗,在参与探案的过程中,跟随着案情侦探的发展,深入现场对案情进行分析判断,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与视角,引领读者进入扑朔迷离的案情之中,甚至将读者导入迷途,总是在霍桑的睿智分析精到判断中使案情大白。《一只鞋》由第一人称包朗的叙事视角叙说南昌路十二号女主人命案的侦破过程,在排除了杂役、使女、流氓作案后,在排除了奸杀妒杀后,侦破了案件是女主人的丈夫所为,因为其私下挪用银行行款投机股票,投机失败准备出逃,悄悄回家与夫人道别,却见楼下浪荡少年抛上一只鞋,误以为妻子与情夫暗通消息使他陷入圈套,便将妻子杀死。《案中案》、《白纱巾》、《孤裘女》、《舞宫魔影》等作品,也都通过包朗第一人称视角叙写故事,在婉转曲折的故事情节中,使探案过程一波三折。

俞天愤的侦探小说也大都采用自知视角叙写,叙事者总是参与案件的侦破过程,“正因为俞天愤采取了自叙体的记叙方式,在结构上就更显得灵活精巧。作者的笔犹如魔术师的指挥棒,先是把读者带入一个迷阵,回旋曲折,左冲右突,在给人以无路可走之感觉时,突然又找到了打开大门的钥匙,终于雾散见太阳,使读者豁然开朗,真有‘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意味”2。《三棱镜》以“我”侦破警局泄密案的经过,侦破了警长上任后泄密事件屡屡发生的原委,案犯在警长办公室隔壁商店,以三棱镜为作案工具,偷窥警长在办公室的举动,形成了警局的泄密事件。叙事者“我”的实地考察与侦探,使读者有着身临其境之感。《白巾祸》以侦探金蝶飞的好友阿拜瑞第一人称的角度叙写情节,揭示了钻戒失窃案的真相。俞天愤的《双履印》、《鬼旅馆》、《玫瑰女郎》等作品,都采取自知视角叙写,叙事者参与了案件侦破过程,读来亲切自然引人入胜。

赵苕狂的《胡闲探案》常以私人侦探胡闲的助手华生的第一人称视角叙写故事,刻画了一位糊涂闲散侦探胡闲的形象,从而揭露了社会的丑恶与黑暗。《少女的恶魔》叙写每星期五下午两点必有一位少女被杀害,凶手在现场留有“小魔王沈十”的卡片,连续发生五个星期,“我”便请朋友私家侦探胡闲探案。小魔王沈十在十三岁时,就把一个女同学杀死,以后又接连用小刀刺死一两个和他年龄相同的女孩子。法医却认为他神经不健全,因而把他送往疯人院中禁锢,可是几个月前他已逃走。经过调查与侦探,终于弄清楚案件并非沈十所为,作案者是恶魔何少牧。小说通过华生第一人称的视角叙写故事,在身临其境的逐步深入中,揭开了案件的真相。

程小青在谈到自知视角的侦探小说叙述方式时说:“我觉得这一种自叙体裁,除了在记述时有更真实和更亲切的优点以外,而且在情节的转变和局势的曲折上,也有不少助力。譬如写一件复杂的案子,要布置四条线索,内中只有一条可以通到抉发真相的鹄的,其余三条都是引入歧途的假线,那就必须劳包先生的神了,因为侦探小说的结构方面的艺术,真像是布一个迷阵。作者的笔尖,必须带着吸引的力量,把读者引进了迷阵的秘门打开,使读者豁然彻悟,那才能算尽了能事。”3自知视角的采用,不仅可以使读者有真实亲切的感觉,也帮助作品情节转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