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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方法的类型及适用条件

在法律哲学中，作者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司法方法来解决司法中的三种疾病和九个症状。针对法律的意义模糊,分别有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三种救济方法;针对法律的意义冲突,分别有效力识别、利益衡量和事实替代三种救济方法;针对法律的意义空缺,分别有类推适用、法律发现和法律续造三种救济方法。如上九种不同的救济方法,又分别对应着法律意义模糊、意义冲突和意义空缺中具体的表现形式。如法律解释救济法律文本字面意义的模糊,法律推理救济法律遭遇案件事实时出现的意义模糊等。但问题是这种类型学意义的剖析,站在机械分析的视野未尝不可,但站在司法实践及司法方法运用的有机视角,则大谬不然。因为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案件,折射到法律适用中时,可能会将法律的多种病症一起呈现出来。最起码的情形是:一起案件和法律的遭遇,总会产生为何适用某法律和如何适用该法律的追问。为何适用,业已意味着案件遭遇法律时,法官对法条规定和案件事实相契的一种解释;如何适用,则意味着法官通过一定的逻辑技巧把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进行逻辑对接的过程。显然,这已经体现着司法方法在司法中总是一个复杂适用的过程。本文拟就司法方法复杂适用的含义与缘由、条件与保障、程序与排除等问题做些初步的探索和阐释。

一、司法方法的复杂适用

司法方法的复杂适用,系指在司法中,法官面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之间的衔接问题,运用多种司法方法以裁判案件,并藉此取得裁判文书的说理效果,使裁判结果获得接受的过程。几乎可以说,一切司法活动,都是一个司法方法运用于其中的活动。哪怕再简单的案件,当其面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对接问题时,并不提供给人们榫卯接睦的必然效果。也就是说,案件不能自动寻找和它对位的法律规定,法律规定也自然不能自动寻找受它调整的案件事实。把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对接起来的活动,一定是充满了法官智思的过程。是法官的有机劳动,才把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间机械的、预设的理念衔接,变成有机的、现实的实践的对位。

正是在这里,法官运用司法方法于司法裁判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如自动售货机那样,输入案件事实、吐出裁判结果的过程(1)。果如此,司法活动就仍免不了机械性特征,司法本身应有的创造性就不可能得以呈现。成文法传统的法文化熏陶,企图借助至高无上的立法来规范、解决所有交往行为的具体细节问题。这种宏大的理想及其设计,是欧陆建构主义理性观(2)在制度预设上的突出体现。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即便充分表达了人们的交涉结果并表现出包容性特征的立法,最终只能表现某一向度的价值观,而不可能兼容并包所有的价值观。如果是那样,法律就不可能是人们交往秩序的维护者,它反而是交往秩序经常遭遇困境的麻烦制造者。而以某一或某些向度的价值观为主旨的立法,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就不可避免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因此,法律与案件事实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面对法律与社会(案件)事实的冲突,如果法官在司法中过度执着于既有立法对社会交往事实的调整,对于冲突的法律与社会事实而言,要么形成法律硬性地改变了社会事实,从而法律成为导致社会事实革命或变革的力量;要么社会事实有力地排斥法律调整,从而导致司法的结果根本无法获得接受的尴尬局面。这两种情形,都以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为代价。避免成文法对社会失序的这种影响,在司法层面赋予法官借助司法方法,在坚持成文法精神和理念的前提下,把裁判技巧、个人智思巧妙地运用于个案裁判的权力,使法官成为有机的司法者,而不是机械的司法者,就是现代各个成文法国家都努力的事实。正因如此,司法方法在成文法国家的法学学科中越来越受人们重视,乃至于它和规范法学一起,构成了成文法国家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甚至也是判例法国家法学研究的正宗和主要领域(3)。正是司法方法的运用,才更好地将和法律冲突的一些案件事实、交往行为型构在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中,使得法律不但在一般意义上调整和型构着社会秩序,更在个别意义上调整并加固着社会秩序。抛开司法方法的这种运用,而一味用刚性法律硬性回笼社会交往事实围绕法律展开,可能丢弃的不仅是法律,甚至是社会秩序。目前我国法律越多、秩序越少的情形,尽管与执法不严紧密相关,但也与执法过程、特别是司法过程中漠视司法方法不无关联。

回过头来再剖析司法方法的复杂适用,至少有两个节点值得关注:其一是它须运用在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遭遇的场合。法官在预设案件事实、还没有真正遭遇案件事实的情形下对法律的解读,仍只是对法律文本的解读,而不是司法中对司法方法的运用,更不是其复杂适用。同样,法官在没有法律规定而面对一件纯粹的案件事实进行分析时,即使用到了诸如对事实的判断、推理、解释等逻辑方法,也不构成司法方法的复杂适用。

其二是就功能而言,司法方法的复杂适用,可展开为两面:一面是通过其复杂适用,增强司法的说理特征。司法必须说理,或者司法就需要以理服人,这是司法区别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