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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不应忽视的帝王题材电视剧

《体育选集》是一部30年前的一部小说。800年前，英雄们生活在蒙古草原。在我的巴京汗从金朝开始，就说，它是一个秩序和平的世界。战争中的剑和剑显示了权力的转移。战争决定了部落的兴衰，而民族和文化的发展与兴衰取决于战争。然而，历史的形象并不能代表历史的必然。正如海洋上波云诡谲的万千气象，更多的是缘于万顷碧波之下各种“洋流”的涌动与交锋一样，民族间的征服与博弈、文化上的颠覆与传承，也并不能仅仅归结于血与火的较量、强与弱的比拼。仔细考察《成》剧的内涵及其相关史料，我们就会看到——渗透在征服之中的文化博弈，显然也是催生历史传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之源！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个著名论断，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潜藏在“文化与征服”——这一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社会现象背后的、一条近乎二律悖反式的永恒规律。我们只要略加考察贯穿于人类历史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部落间、种族间或国家间的征服史就会发现，这的确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普遍规律，它为我们审视与评品电视剧《成吉思汗》，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文化坐标；同时，由视听语言重新演绎的这段由杀戮与涅槃构成的交响史诗，也为我们再次读解征服与文化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直观而形象的多维视角与思考空间。

木华黎的文化心态

众所周知，本名铁木真的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东征西讨、势如破竹，首先是因为他拥有一支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然而这支神兵却并非天降。《成》剧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铁木真作为没落贵族后裔，他在起家时只有5匹马，落魄时甚至只能以土拨鼠、山韭菜和野葱来充饥，但他的对手们却兵强马壮、为数众多——泰赤乌人、主儿乞人、蔑儿乞人、塔塔儿人……如果单靠武力的打拼，那么铁木真的“被征服”几乎就是在劫难逃。然而，这个剽悍的蒙古人不仅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还以一代天骄的英姿横扫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显然，金戈铁马并非克敌制胜、权倾寰宇的唯一法宝。那么，除了勇气、毅力与军事天才乃至运气外，究竟是什么让铁木真由弱变强、最终成为了一个几乎天下无敌的“征服者”呢？答案只有一个——“文化”！正是因为铁木真比他同时代的蒙古首领们拥有更为先进的文化心态，才使他统一了各个部落、最终被众人推举为蒙古草原上的成吉思汗。

历史常识显示，在成吉思汗成长和征战的年代里，蒙古族连文字都没有，那么这位胸无点墨的马背英雄怎可能与“文化”有关联呢？我们如果抛弃狭隘的文化观，而是以一个阔达的视野去观照文化的范畴就会看到：文化原本就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成就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群人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及其规范、及其外在物质形式。”由此推而广之，无论对于集体还是个人，书本、典籍、庙堂显然并非文化经验的唯一来源。尤其是对于沉浮在战乱岁月当中的成吉思汗来说，得之于血雨腥风之中的人生历练，以及由生存与发展的本能所锤炼而成的人生哲学、价值取向，或许在面对生死搏杀的危难局面时要更为行之有效，乃至立竿见影！具体而言，当时的蒙古社会还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的奴隶制时代，奴隶没有自由，更谈不上尊严和发展。正如《成》剧中所表现的一样，作为门户奴隶的木华黎尽管满腹韬略、见识超群，但他的主子撒察别乞所能给予他的仍然只是轻蔑和不信任。然而成吉思汗却能慧眼识珠，在将木华黎收归麾下后，不仅很快把他封为自己的贴身护卫，而且最终还把他一步步地提拔成了拥兵十万、经略中原的“太师国王”。毋庸置疑，对于蒙古草原上那些分散在各个大小部落里的臣民们来说，木华黎由一介奴隶竟能跃升为权倾一方的军政大员，这一惊世骇俗的事件本身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所振荡出的心理冲击波，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在那样一个任人唯亲、唯贵的奴隶制社会里，成吉思汗却能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在尚未对自己的弟兄、儿子这些所谓“黄金家族”的贵族们封王之前，竟然能够打破传统与常规，首先给一个出身卑微的异姓奴隶封王。可以说，这种超越时代的价值取向和人才观念，无疑就是一种相当独到和先进的文化心态。

同一位木华黎前后判若霄壤般的两重境遇，不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成吉思汗何以天下归心的重要缘由，更昭示着先进文化观念对于推进征服大业的厥伟之功。成吉思汗的用人方略也许只是在严酷的政治、军事环境中出于本能的一种策略需要，但在这种“谋略”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的价值观念。“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某种程度上说，或许正是成吉思汗不拘一格的人才战略，才为他决胜千里的宏图大业提前储备了丰富的人力资源，而这一资源的获得与积累，显然更多地是得益于他那迥异于竞争者们的文化魅力。

当然，成吉思汗文化观念的先进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人才问题。在《成》剧中，西辽国王屈出律试图通过文化的同化巩固统治基础，为此他强迫属下的穆斯林民众改信他和皇后信仰的景教与偶像教，这显然是一种反动、落后的文化专制主义。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