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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同治王朝都南行之印》考释

中国古代官方印刷的数量很少。除了艺术价值外，对古代官制、地理和文字的研究是宝贵的第一资料。故宫博物院藏“太师国王都行省之印”[图一]，原为清宫旧藏（文物号：，铜质正方形，边长13厘米，柄钮，朱文篆体，印背、印侧均无字款。景爱在《金代官印集》1中指出“太师国王都行省之印”为金代末年颇具代表性之官印，几为定论。实则这一论断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将“太师国王都行省之印”断为金代，在文献、印制上都存在一些难以解释的地方。准确地说，此印应为大蒙古国初年成吉思汗颁赐给主政中原汉地大将木华黎专用的印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印背无年款题刻，“太师国王都行省之印”的断代，实质上就是对“太师国王都行省”的考定。景爱认为：“从‘行省’二字可知，这是金代后期的官印。印面上的‘国王’，可能是金宣宗时代的泽王胡沙虎或金哀宗时代的郑王崔立。”2他是将印中“太师国王都行省”分解为“国王”和“行省”两个要素来加以推测的。

翻检文献，可以获得不少与“太师国王都行省”直接相关的史料（略举代表性史料，见[表一]）。从中可见，“太师国王都行省”、“太师国王”、“国王”等称呼，都是成吉思汗封给木华黎官号的不同称法。木华黎（1170-1223），大蒙古国开国元勋，札剌亦儿部人，成吉思汗“四杰”之一3。同时代文献中，不见有第二人享有上述称号。据此，“太师国王都行省之印”可以确定是木华黎使用过的官印。在明确了官印主人之后，还需考察“太师国王都行省”的含义，以及这一官称延续的时间。

蒙古政权“起自草昧”、“不晓官称之义为何”，大蒙古国初年官制多受金朝影响，“亦置太师、元帅等”4。《蒙鞑备录》所记除木华黎称太师外，尚有脱合太师（耶律阿海）、兔花儿太傅（耶律秃花）等，均属制度草创时期袭自金国之官号，“特示尊崇”而已，并无品秩职能。至于《元史·百官志》所称，“太祖十二年，以国王置太师一员”5，则以太师属木华黎一人，当属事后追溯，非当时实情。木华黎“十年以来东征西讨，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决于己。故曰：‘权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礼”6。又《黑鞑事略》记载，“（蒙古）官称或僭国王，或权皇帝”7。参以《史集》所谓金人很早就称木华黎为“国王”，即为“一国之君”的记载8，可知“国王”、“权皇帝”含义相同，其名号亦来源于金人称谓，须是拥有开疆之任、独当一面的将领才能享有此号。成吉思汗谕木华黎：“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9正是对“国王”、“权皇帝”的最好注解。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部将中独当一面负开疆重任的唯木华黎一人，即使同列“四杰”的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在事功上与之相比也逊色不少。当时得到“国王”称号的，也只有木华黎一人。至于木华黎后裔中，有不少人继承王爵，并获得“国王”名号4，则仅为世袭之王号，已不具有成吉思汗时期独负开疆重任——“国王”、“权皇帝”的含义了。综上，大蒙古国之“太师”、“国王”称号均受到金朝官制及习俗的影响。“太师”为荣誉性称号，并非授予木华黎一人；“国王”则相当于实授，非独负开疆重任之将领不授，成吉思汗时代享有“国王”称号者仅木华黎一人，这一点，蒙、汉、波斯史料都是一致的。

“都行省”则较为复杂。蒙元时期的行省源自金末的行台尚书省（简称行省），此点已为学界所公认10。金代的行省，早年设置数量较少、职责专掌“民讼钱谷”11，末年却大量设立12，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与当时抵御蒙古进攻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但大蒙古国时期的行省又不完全等同于金末的行省，它又有自身新的特点。张帆先生将大蒙古国时期的行省概括为沿袭自金末领有较大领土者、处理文书的必阇赤机关、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的派出机构等三种类型13，这三种行省在出现时间上有先后关系，后两种行省都是大蒙古国的创新。木华黎被授予的“都行省”是沿袭金末行省制度，属于统辖当时由金朝归附大将、豪强所控制的汉地诸多小行省，“带有战区性质”14，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权宜设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成吉思汗时期“都行省”仅授予负责经略中原汉地的木华黎。窝阔台至忽必烈前期，随着木华黎的去世和灭金之后中原汉地的扩大，战时沿袭行用的金朝“都行省”制度已经难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开始采用体制较为完善的大断事官-燕京行中书省官僚体系掌控华北汉地15。有学者认为，木华黎“都行省”称号仅见于汉文史料，很可能是出于中原汉人的误会16。“太师国王都行省之印”的存在说明这一推测并不成立，木华黎受封“都行省”确为史实。“都行省”之称号甚为罕见，《元史·百官志》不录，至于窝阔台、蒙哥汗时期，间有受封此号者，盖均为虚衔而已17。

统言之，“太师国王都行省”封号中，“太师”为荣誉称号，“国王”及“都行省”为实职，非专任一方开疆者不授。揆之史实，唯有受命经略中原汉地的木华黎，才具备享有这一称号的条件，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