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歌的文学特征.docxVIP

陶渊明诗歌的文学特征

魏晋时期，司马迁的父子掌权，叛变唐朝，建立独立。他们以名教的力量反对和攻击。在恐怖的屠杀和虚伪的礼法之下,那些有才能、有志向、正直的知识分子不仅无法施展其抱负,而且也不敢显露其才能,他们感到一种“终身履薄冰”(阮籍《咏怀》第三十三)的危机。

西晋统一中国后,安定只维持了短暂的十几年,随后就是“八王之乱”、匈奴南下,整个北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后,一方面朝政被世家大族所挟持,一方面战乱和政变又连续不断,因此,许多知识分子都由于看不到前途而竭力在仕途之外寻找生命的意义。

在对生命的意义的追求中,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另辟了一条蹊径,这就是躬耕于田园。在篡乱频仍,玄风炽盛,一般士大夫与知识分子,或寄身于药和酒,或留连于山和水,或醉心于老与庄,或求救于仙与佛时,陶渊明不求名利,不放浪形骸,不沽名钓誉,从而找到了“躬耕”这一救治灵魂的好药方。

陶渊明的躬耕诗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描写躬耕为主的诗,共有三首:《归园田居·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第二类是虽不以躬耕为主题,但也提了躬耕,这类诗有十几首,如:《杂诗·八》、《归园田居·五》等;第三类是描写躬耕生活意义和理想的,有:《劝农》和《桃花园诗》。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之所以选择躬耕作为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方式,并不是简单的一时兴起,而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个性的原因。他的个性一是极为恋家的,二是不愿意受任何约束。他一共写了四题五首行旅诗,首首都表达了离家的不情愿,以及离家后对家园的思念。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和《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将军使都经钱溪》等。

而其他诗人的行旅诗一般没有像他这样强的恋家情结。如鲍照的行役诗,虽极写行程的艰险以折射他仕途的艰险,但却没有因为恋家而不愿入仕的思想。再如谢朓的行役诗《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虽也抒发了对家乡的怀念,但却没有因想家而不愿做官的念头。

陶渊明的退出仕途是和他的不愿受拘束的性格紧密联系的。在《归去来辞序》中他写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雉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于是他就“见用于小邑”。可见进入仕途是由于生活所迫,并非他的本愿,而他的本愿是过一种闲散自由的耕读生活。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他写道:“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所以在官场上他就很不适应,深感束缚,不仅不会逢迎上司,就连“束带见官”这样的平常小事也觉得难以忍受,因此迷途知返,“守拙归田园”了。

有退是因为能进,他之所以敢从官场上退下来,选择躬耕自食这条艰苦之路,是因为劳动之苦是他所能忍受的,而“心为形役”之苦是他所不能忍受的。

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他写道:“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写道:“被褐欣自如,屡空长晏如”。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己不是儒家所要求的那种为追求道而肯于历尽艰辛的“胸怀大志”的人,而是一个像孔子所说的,能够甘守贫贱,不移其志的人。

朱光潜在《诗论·陶渊明》中谈到他的情感生活时指出陶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朱先生之所以提醒我们说陶渊明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恐怕是因为从陶诗给我们和盘端出的陶渊明的个性和平淡自然的诗句中,容易使人误会他是一个单纯而平凡的人。他的不简单在于他用调和静穆形式表达他并未安息的内心的矛盾冲突。因为如果他的内心已没有“世”与“他”相违的矛盾冲突的话,就没有“此中有真意”诗句了,“此中有真意”是作者内心矛盾斗争的过程,也是选择的结果。

其次,正像刘伶爱酒、何晏服药一样,陶渊明之所以把躬耕自食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或生命意义的实现方式是出于不得已。陶从仕途上退下来,有他不愿受约束性格的影响,这是能说出口的,还有他不敢说出口的原因:是畏惧仕途的险恶。“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是说他归隐躬耕虽然使四体疲惫,但却差不多可以免除祸患。这祸患恐怕指的就是政治祸患。

陶渊明本来是很有政治抱负的:“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五》),而他所处的时代使他不敢、也不能实践他的抱负。整个西东晋朝廷内外祸患不断,一场争斗下来名士减半。东晋王朝经过司马道子乱政、孙恩之乱、桓玄篡逆,已摇摇欲坠,不久就最终被刘裕推翻了。403年,军伐桓玄篡晋,自称“楚帝”。404年,刘裕起兵讨桓,打进东晋都城建康。405年(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