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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剑为媒：明代中、日、朝刀剑武艺交流研究

0前言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强调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支持“中华武术”等传统文化对外交流。

季羡林先生曾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前进的动力之一”，《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中华文明是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的”。本文试从明代中、日、朝三国刀剑武艺交流方面，探究中国武术对外交流的历史意义，以期对当今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所启示。

中国武术在明代进入繁盛期，不仅出现了武术专著(《少林棍法禅宗》《单刀法选》等)，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明代中外武术交往频繁，尤其是与周边国家(日本、朝鲜、琉球)武术的交往，促进了中国武术体系的完备。我国武术史学者较早就对中国与邻邦武术交往史有过研究，如民国时期的唐豪先生(《古代中、朝、日剑术交流的若干考察》《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六辑1958)，当代的马明达教授《历史上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考》(马明达《说剑丛稿》增订本2007)、郑旭旭教授(《从术至道——近现代日本武术发展轨迹》，2011)，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日、朝刀剑武艺交流上。

明代中外武术的交流以刀剑武艺为主，对当下中国武术对外交往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发，明代武术与邻邦的武艺双向交流不仅丰富了中国武术的刀剑技艺，还促进了日本、朝鲜的武艺发展，是中外武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至今仍为当下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历史借鉴及启示。

1明代中、日刀剑器物往来及其武艺交流

1.1明代中、日刀剑器物往来

明代日本刀制作精良，是在继承了我国汉刀及环手刀的优点，并在刀的制作材料、尺寸、分量等方面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更加强调实战与攻击格杀的有效性，在被引入我国后，曾对日本刀进行改造成为新式刀制，用以装备在明代军旅器械中，如长刀、腰刀，“均为先代所无，系仿日本大刀式，长其刃而短其杆，用两手握柄以砍劈敌人身体或其兵器者，与旧式长杆短刃之长刀大刀制恰恰相反。此种刀之效能较大，可用猛力砍劈，折断敌人长兵之柄，或削短砍损敌兵之刃，进而砍断敌人之身，非单手所执之刀剑，尤其是钢质不佳及体质较轻之刀剑之所能抵御也”[1]，除了这种经过日本刀改制的刀外，还有直接从日本经过多种途径输入的完全日本制作的长刀，这些刀均被明代御林军所配置。

明代日本刀无论在制作之精良，外观之精美，还是实用上的穿坚断韧之效能，都在当时享有盛誉，故而日本刀剑曾作为贡献方物、使臣自进物①及国王附搭品等贸易形式经过多重途径输入到我国。有关研究表明，明代日本刀剑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正常或私下途径输入[2]。

一是日本王室和商家对明朝廷的贡品或进献。从明初的海禁政策到随着日本不断来明奉物通好，日本向明朝进献的刀的品种及数量逐年增加，永乐元年(1403年)刀的数量为一百把，宣德九年(1434)增加到二百零二把，刀的品种增加为撒金鞘太刀二把、黑漆鞘太刀一百把、长刀一百柄[3]，据估计日本足利王室各朝进献给明朝英宗以前各帝的刀，有一千二百余把。日本使臣自进物中刀剑的数量也很多，而自进物的主要物品是刀剑，如第八次遣明使的自进物是刀剑九百八十把；第十次的自进物有一号船大刀二百九十把，二号船大刀一百六十把，三号船大刀二百六十把。另外国王附搭品中刀剑数量也很可观，如第三次船上有大刀九千五百把、长刀四百一十七把；足利义教时永享六年(1433)第二次幕府船上的国王附搭品中大刀八百五十把，足利义政宽正五年(1464)第四次幕府船上的国王附搭品中大刀五百把，第十次三艘船上的国王附搭品中大刀一号船有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四把、二号船有五千八百七十五把、三号船有五千三百二十三把[3]。

二是勘合贸易。由于日本刀剑自宋代就为国人所珍视，其锻造之精妙又无法模仿，如日本刀有一种软倭刀，《东西洋考》记载“倭刀其利，中国人多鬻之，其精者能卷之使圆，盖百炼绕指也”，另外明徐渤的《笔精》中也记载“嘉靖中期胡总制宗宪，有软倭刀，长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诘曲如盘蛇，舒之则劲自若”[3]。所以在日本每次派遣到明朝的勘合船上都带有大量刀剑，据日本学者研究[3]：第一、第二次勘合船所输入的刀剑还不到三千把，第三次已达九千九百六十八把，第四次达三万余把，第五次七千余把，第六次竟达到三万七千余把之多，第七、八次各达七千把，到第十次时就达到二万四千一百五十二把。这仅是所谓国王附搭品中的刀剑数量，如加上贡献方物、使臣自进物中的刀剑，数量还要大，前后十一次勘合船所输入的刀剑总额，恐怕不下二十万把。

三是私下输入，即走私。按照大明的规定，刀剑一律不准私自交易，统由明朝政府收买。明朝收买日本输入的刀的价格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