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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刀歌》作者及其影响的考证

《日本刀歌》分别见于欧阳修与司马光文集中,从版本角度,及与日本刀主人钱君倚、歌咏者梅尧臣的交游角度考证,认为此诗为司马光之作可能性更高。梅尧臣、司马光所作两首《日本刀歌》为后人提供了新的歌咏题材,并在形式和内容两个角度成为后世以日本刀为吟咏对象的诗歌范式。

日本刀歌;司马光;欧阳修;明代;唐顺之

一、《日本刀歌》作者考证

对日本刀的歌咏,始于宋代欧阳修《日本刀歌》,此后历代皆有诗作,至清代还有唐仲冕依原韵和作[1]。《日本刀歌》见于欧阳修《居士外集》[2]766,司马光文集中亦有《和钱君倚学士日本刀歌》[3]54。问题是这两首诗除题目与个别字句及句法稍异,内容大体相同,因而存在谁是作者的问题。清代已有学者怀疑。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撰文考证,分别有欧阳修作、司马光作、钱君倚作之说。根据目前搜集到的版本看,笔者认为此诗是司马光之作的可能性更大。

《和钱君倚学士日本刀歌》在欧阳修、司马光二公集中皆无系年。朱东润《梅尧臣诗歌编年校注》中,嘉三年下有《钱君倚学士日本刀歌》[4]994,诗中韵脚为“星、汀、瓶、好、早、岛、老、道、恼”。比较司马光《和钱君倚学士日本刀歌》韵脚“穷、冬、铜、凶、好、老、巧、藻、存、文、津、云”[3]54,可以推断出。嘉三年,在京师,梅尧臣把玩钱君倚所携日本刀后,首唱七古《日本刀歌》,司马光依韵赓和。

从版本角度看,这首诗为司马光作的可能性更大。关于版本方面,王水照先生已经在《〈日本刀歌〉与汉籍回流》[5]一文中有了初步的考证,这里略加补充。《日本刀歌》收入欧阳修《居士外集》,《四库总目》指出,“唯《居士集》为修晚年所自编。其余皆出后人裒辑”[6]。不少学者已指出其中有误收、伪作,清人华孳亨的《欧阳文忠公年谱》在《附记》中列举“公诗文有不注年月与虽注而可疑,姑摘其尤者什一。”[7]《日本刀歌》居其一。而《和钱君倚日本刀歌》收于司马光的《传家集·卷五》,是“集乃公自编次,公薨,子康又没,晁以道得而藏之中”[8],或曰“文集八十卷,自为编次,以授子康,康殁,晁以道得而藏之中”[9]。最早收录《日本刀歌》的文人总集是宋代陈思的《两宋名贤小集》,该诗系于卷四十六司马光《独乐园稿》中,总之,从版本方面看,此诗为司马光所作的可能性更大。

从四个人的交游看,司马光作此诗的可能性也更高。诗中所涉及的日本刀主人钱君倚,即钱公辅(1021—1072),小司马光三岁。司马光在《钱君倚示诗有归吴之兴为诗三十二韵以赠之》中,提到与钱君倚“奕世交朋重,同僚分谊加。”[3]184自注“二先君景德二年同年进士”“,光与君倚崇文、吏部、开封皆同官。”说明两人为世交。据《宋史·钱公辅传》记载,钱君倚从学于胡瑗,少时即有名吴中,于皇元年进士甲科,此时司马光任馆阁校勘“,是年为贡院属官”[10]37,司马光与钱君倚结识最晚在此时。钱君倚及第后,任越州通判。

越州地区从宋代以来一直是贸易港。《宋史·外国七》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北宋政府同日本国的往来。雍熙元年,有“日本国僧人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太宗召见然,存抚甚厚,馆于太平兴国寺……端拱元年贡佛经、纳青木白水晶……金铜水瓶、铁刀,又金银莳绘扇一合、纳绘扇二十枚……。”[11]而民间的商贸往来更加频繁,“南贾时有传其物至中国者,”[12]司马光《日本刀歌》:“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3]54梅尧臣《日本刀歌》:“东胡腰鞘过沧海,船帆落越栖湾汀。卖珠入市尽明月,解绦换酒琉璃瓶。当垆重货不重宝,满贯穿铜去求好。会稽上吏新得名,始将传玩恨不早。归来天禄示亲朋,光芒曾照扶桑岛。”[4]994描绘的就是越州地区蕃商辐辏、海客云集的商贸境况。钱君倚应该就是在越州任上从泛海贸易的越贾或赴越交易的日本商客手中买到日本刀的。由于政绩卓越,钱君倚被调职京中任集贤校理,确切年份无考,但欧阳修在至和二年为钱公辅父亲撰写的《尚书屯田员外郎赠兵部员外郎钱君墓表》中写到“公瑾、公辅皆以进士及第。公瑾为新郑尉,公辅以文章知名当世,为太常丞、集贤校理。”[2]385则钱君倚最迟在至和初年已经入京任集贤校理,并且极有可能是在欧阳修手下任职。欧阳修在至和元年五月“服阕,除旧官职,赴阙……六月癸巳,朝京师……(八月)戊申,诏公修《唐书》。九月辛酉,迁翰林学士……又差勾当三班院。”至和二年,欧阳修改“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13]钱君倚在任职期间请求当时的两大文豪,一个是上司欧阳修,一个是好友王安石,分别为父母撰写墓表(王安石在至和二年曾应钱公辅之请撰写《永安县太君蒋氏墓志铭》并有《答钱公辅学士书》)。至和三年(即嘉元年)夏,梅尧臣丁忧期满,返回京都,后补授国子监直讲,这期间欧梅之间唱和增多,但欧梅二人的诗文集中,从至和二年到嘉三年这一时期皆未有同钱君倚往来的文字。

钱君倚的诗文大部分佚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