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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槐泗“隋炀帝陵”的误考及其影响

提要：一般认为，扬州槐泗“隋炀帝陵”是清代学者阮元错误考证的，但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槐泗“隋炀帝陵”是明代认定的，造成错误认定的原因主要是与隋炀帝墓有关的地名雷塘所指范围发生了变化。自唐代起，雷塘或为政府用于灌溉漕运，或被民众占垦，时兴时废。作为重要的水利设施，数百年间雷塘不断被修浚，面积也随之缩小。虽然阮元是再次确认错误结果，但因他本人有较大的影响力，槐泗“隋炀帝陵”长期被广泛接受，直到2013年曹庄隋炀帝真墓的发现，这一结论才被推翻。

槐泗“隋炀帝陵”

2013年4月，文物部门宣布在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组发现隋炀帝墓。[1]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各种质疑声纷至沓来。这些质疑不仅针对曹庄隋炀帝墓诸多“反常”之处[2]，也有对清代学者阮元所认定的扬州槐泗“隋炀帝陵”真伪性的疑惑。随着专家学者一致确认，曹庄隋唐墓葬系隋炀帝杨广与萧后的最后埋葬之地[3]，种种质疑才告停歇。不过，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却从未停止。顾风[4]、余国江[5]先后就阮元错误认定“隋炀帝陵”的原因做了分析，但所论或失之简略，或有疏误之处。有鉴于此，本文就此问题试作较为全面的探讨。

一、唐宋文献中所见的隋炀帝墓与雷塘

隋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巡行江都的隋炀帝，为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人所弑，时年五十。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将隋炀帝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同年八月，“隋江都太守陈棱求得炀帝之柩，取宇文化及所留辇辂鼓吹，粗备天子仪卫，改葬于江都西吴公台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瘗于帝茔之侧”[6]。唐平江南之后，武德五年（622）八月，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塘。[7-8]贞观二十二年（648）三月（《北史》作贞观二十一年），隋萧后卒，诏复其位号，使三品护葬，备卤簿仪卫，送至扬州合葬于炀帝陵。[9-10]

隋炀帝墓及唐代雷塘的位置，《元和郡县图志》称在江都县北十里[11]，《新唐书》称在江都东十一里[12]。雷塘又称雷陂，《汉书》载：“（建）后游雷波（颜师古曰：波读为陂。雷陂，陂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风，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两郎溺，攀船，乍见乍没。建临观大笑，令皆死。”[13]当即此处。《初学记》“钓台舆浦”条引《西征记》曰：“雷陂有台，高二丈”，又引《南兖州记》曰：“以为吴王濞之钓台也。”[14]可见唐代以前，雷塘不单作为水利设施存在，还是王公贵族的赏游之处。

大运河开通后，伴随而来的是唐代扬州的鼎盛，这一地区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开发速度加快。故有唐一代，雷塘的水利价值逐渐凸显。贞观年间，李袭誉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江南巡察大使，“为引雷陂水，筑句城塘，溉田八百顷，以尽地利，民多归本”[15]。杜佑任职扬州时，亦“决雷陂以广灌溉”，使海濒弃地变为良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16]，对民生改善颇有帮助。其后大和年间(827—835)，“决（雷）塘水成田，民得其耕”，唐末复“潴水以备漕运”。[17]唐代隋炀帝墓的情况，据唐宣宗时张氏所著《燕吴行役记》载：“炀帝陵高五十余尺，后齐王暕、赵王杲、其孙燕王倓三陵东西罗列，各高二十余尺。”[18]晚唐诗人李涉《醉中赠崔膺》中亦有“炀帝陵边草木深，汴河流水空归海”一句。可知此时炀帝墓地表遗迹尚存，时人是很清楚其位置所在的。

宋代的一些地理志书记载了雷塘及隋炀帝墓的方位道里，如《太平寰宇记》及《方舆胜览》称其在县（州）东北十里。按：“县（州）东北”当为“县（州）西北”之误。[19]除地理志书的记载外，宋人诗词中常见雷塘意象，因其是隋炀帝所葬之地，故成为文人凭吊怀古的对象。这一时期与雷塘有关的大事是宋仁宗时，刘敞任扬州知州，将官占的雷塘土地还民，朱熹详细地记载了这一事件：

扬州雷塘，即汉江都之雷陂也，旧属民，自唐以来耕种其中。往数十岁，官取蓄水以备漕运，旧田主二十六家皆夺业失职，官始议以它田偿之，竟无与也。然塘亦破决不修，漕运未尝赖此。发运使因以假扬州种稻，旧田主三百余口皆饥寒，县官莫省。及公至，持大和年契书诣府自讼，公即判还之。发运使犹以漕运事动朝廷，靳留之，公用种稻事证明其无用朝廷，乃听公。杜公丞相衍致仕居南都，闻之喜曰：“真良太守矣！”[20]

朱熹所说的雷塘“自唐以来耕种其中”，应该是指上文提到的大和年间决雷塘水成田。数百年间，雷塘或为政府用于灌溉漕运，或被民众占垦，时兴时废。刘敞所还民田的面积，据欧阳修所撰刘敞墓志铭，有数百顷之多，可见雷塘面积颇大。[21]宋金对峙时期，江淮地区军事重镇扬州，城池建设超乎其他朝代。嘉定年间崔与之守扬州时重修城壕，“合雷塘水灌西城壕”[22]，这是雷塘功能扩大的反映。宝祐三年（1255），宋理宗敕贾似道筑宝祐城，诏书云：“今复增堡城以壮广陵之势，朕披来图，包平山而瞰雷塘，可以广营屯便牧圉矣。”[23]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