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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人物的评价——以隋炀帝的评价为例

一、历史人物的评价基础在于对真实史料的掌握

史料真实性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基本要素，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是离不开对真实史料的鉴别与掌握。错误的史料不仅会误导我们对人物某些方面的评价失误，甚至会导致完全相反的评价。因此，要正确的评价某个历史人物，掌握真实史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评价隋炀帝缺乏可靠真实的材料。

记载隋炀帝的三部主要古籍是《隋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三部史书。而这三部史书的作者都是出于借鉴目的，要封建帝王从隋朝的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来掌握封建国家存亡治乱的命运。特别是《隋书》和《贞观政要》两部史书，都是以“以隋为鉴”为指导思想。隋炀帝是亡国之君，史书的内容更有借鉴意义。魏征、吴兢、司马光等人为丑化隋炀帝的形象，删除了有关隋炀帝的一些正面材料。在这一点上，《资治通鉴》表现的最为明显。据赵云旗先生考证，司马光为突出隋炀帝的“恶”，除了用“史臣曰”对隋炀帝进行抨击外，在史料处理上，作了如下改动：第一、删去《隋书》、《北史》中有关隋炀帝的正面材料。如这两种书中有一些隋炀帝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诏令，在《通鉴》中几乎全部被删除，数量达十九处之多；第二、增加《隋书》、《北史》所无的有关隋炀帝的反面材料。如《通鉴》中所载仁寿末年隋炀帝如何狱亲篡位；大业七年修建嵩阳观，房屋数千间，常役数千人等，这些在《隋书》和《北史》中均无记载；第三、详细补充《隋书》、《北史》中记载隋炀帝反面事情的简略之处，如大业元年游江都之事。《通鉴》中用二百多字描绘了龙舟的宏伟、高大、华丽的程度，以突出隋炀帝的挥霍无度；第四，改变《隋书》、《北史》中有关隋炀帝活动的正确记载，如建东都的原因，《隋书》认为是因为“洛阳自古之都，……，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是为加强对关东和江南广大地区的控制，但《通鉴》卷180却认为：术士章仇太预言炀帝之命：雍州为破木之衡，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炀帝“深信为然”，于是，把建东都的原因说成是隋炀帝迷信昏庸所为。[1]像类似的例子在《通鉴》中还很多，这就大大降低了史料的可信度，对后世研究隋炀帝进行误导。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仅仅依据一部经典史籍的史料，而要多方搜集并且加以鉴别，力求掌握全面而真实的历史史料，只有如此才能对这一历史人物更为准确的评价。

二、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要重视个人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性格因素

社会心理学认为，性格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在人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一个人生活经历得反映。影响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环境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我们就必须要考虑这一人物的性格以及形成这种性格的社会环境。隋炀帝残暴与自负的个性，与他特殊的成长环境关系密切。

隋炀帝杨广自小生活在一个封建帝王的封建大家庭里，自幼受到父母的溺爱与放纵，以致养成骄奢淫逸的恶习。而杨广天姿聪明、美貌英俊，“美姿仪，少敏慧”[2]，十三岁时，就被封为晋王拜为上柱国、并州总管，显赫的政治地位让他有独特的优越感和自信心。特别是在平陈时，立下赫赫战功，“昆弟之中，独著声绩”[3]，这使得父母对他疼爱有加，也助长了他的雄心壮志。事业的一帆风顺特别是夺嫡的成功，助长了他骄傲的情绪。登上帝位之后，独一无二的王者身份，使隋炀帝更是唯我独尊，刚愎自用。史载：“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常谓侍臣曰‘天下皆谓肤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4]另外，非嫡长子欲夺皇位，杨广只有“矫情饰貌”[5]，等待时机。然而长期的矫情饰行，处于强烈的压抑与限制状态中的杨广，其心理是极不健康的，他需要挣脱与宣泄，这是他即位后，毫无顾忌的滥用皇权，穷奢极欲，炫耀浮夸的深层次心理上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仅仅依据其个人的活动本身，而应该更深层次的去探讨个人行为背后暗藏的心理因素以及导致这种心理因素的社会环境，只有如此，我们的评价才能更为准确与全面。

三、要慎重选择历史人物评价的视角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其视角不同评价准则也会相应的改变。若以平民层面论之，其标准在于是否能使百姓安于生产，不缺衣食。而若从国家层面论之，其要点在于能否使国家政局稳定，长治久安。这两个层面有着彼此联系而又彼此矛盾的关系。大致而言，国家的长治久安终将会使百姓安居乐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国家为了稳定政局的需要，有时会不可避免的侵犯平民阶层的利益。大国与小家的矛盾不可避免，相应地也就导致了评价人物准则的两难选择。因此，以何种视角去品评人物，特别是统治阶层的人物是史学研究者应该重视的问题。

就隋炀帝的评价个案来说，其视角大致可分为平民层面和国家层面两个方面。从平民层面来看，隋炀帝所作的营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