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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文坛不可或缺的元素

【摘要】隋炀帝无论在文学理论上还是文学创作上都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宝库，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对扭转齐梁以来的萎靡文风，开启唐诗繁荣盛况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他的边塞诗和闺怨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文学长廊中的积极因子。

【关键词】隋炀帝文学思想文学创作文坛地位

隋炀帝杨广被世人视为暴戾之帝，一部《隋唐演义》抹杀了他的不朽功勋。其实，历史上真实的杨广是志存高远的帝王，他一统江山，促进民族融合；修通运河，加强南北交流；开创科举，确立选人机制。这些功劳都是可圈可点的，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杨广的贡献也是积极深远的，他的文学主张和诗歌创作对扭转齐梁以来的绮错婉靡之风，开创唐诗繁荣盛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应该说，杨广是文坛一个跳动的音符，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一、文学思想

杨广的父亲杨坚生于佛门，得到佛家恩典，对佛教十分敬重，同时也胸怀大志，推崇儒家文化。表现在文学上，杨坚反对华丽诗风，崇尚质朴，追求汉魏“雅体”“典制”文化观念。这些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杨广，成为杨广文学思想的基石，是他“典雅”“质朴”文学观念的源泉。另外，处于萧梁时代的庾信、柳辩、萧妃、虞世基兄弟都行走炀帝左右，这些对杨广影响很大。《隋书》卷七十六《王胄传》记载：“（帝）因于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所谓“气高致远”说的是诗歌创造格调要高，要有气势；“词清体润”指的是语言要清新流畅，形式要富于多样；“意密理新”讲的是内容情感要丰富别致，结构严密有条理。概括地說，既要典雅，又要华致；既要质朴，又要清丽；既要内容充实，又要讲究技法。《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记载“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隋书》卷五十八《柳辩传》：“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以后，文体遂变。”炀帝幼年学诗时受到庾信体的影响，追求轻侧、绮艳的文风；成年之后，文风发生改变，形成了典侧、雅正之风；即位帝王之后，其文风又带有轻佻、艳冶的倾向。这说明杨广文风变化历经了三个阶段，随着角色的不同艺术风格也大相径庭。炀帝虽说关于文学思想的论断不多，却不失全面，兼顾到了内容、形式、格调、语言、情感、技法等。他从自己的创造实践出发，提出的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具有积极意义，既把南北诗歌的积极因子融合在一起，改变了当时诗歌创作的不良风气，促进了诗歌的跨越式发展，更为唐宋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文学创作

隋炀帝是隋代晋邸王府学士派的领军人物，他们早期比较偏爱南方文学，创作明显受到佛教“天台宗”的影响，比较注重辞藻和韵律，重视诗歌的形式。炀帝的《正月十五通衢建灯夜升南楼》是中国最早描写元宵节的诗。诗曰：“法轮天下转，梵语天上来。灯楼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池，钟发琉璃台。”诗人描写了元宵夜盛况，洋溢着喜悦之情，其中的“法轮”“梵语”“黄金池”“琉璃台”均为佛家常用术语，明显打上佛学文化烙印，诗歌描写的元宵景况空前，也为后来的元宵诗歌奠定了母题。

（一）散文创作

炀帝的散文创造泛善可陈，没有多少亮点，对后来散文创作也没有什么可借鉴的地方，历来也不被重视。其散文多为诏制书敕之类的格式化的公文性文章，往往典侧、雅正。文章的内容并不怎么受人称道，其形式也是程式化的，对文学的发展没有多少积极意义。其中的《建东都诏》体现了民本思想，骈散结合，语言平易，风格质朴，无雕琢意，堪称精品。杨广另有大量与僧侣来往的书信，也多朴实自然。如《与智颤书》平实自然，娓娓道来，感情真挚，表现了对佛教的虔诚。隋炀帝将南朝文章的创作技巧与北方质朴文风相融合，从而创造出独树一帜的风格，这为文坛注入了活力，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这正如刘师培所评价的：“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隶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故隋唐文体，力刚于王、谢，采缛于潘、张，折中南体北体之间，而别称一派。”

（二）诗歌创作

隋炀帝的诗歌现存43首，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推边塞诗和写景抒情诗。

1.边塞诗

炀帝一生南征北战，屡建功勋，非常熟悉边塞的生活环境，懂得边塞的风土人情，了解边塞军民的疾苦，更有开疆拓土的雄心大志。这些生活经历是他创作的源泉，也是成功的关键所在。其边塞诗内容、形式有机结合，描写生动，情感真挚，感人肺腑。这些诗根植于现实，借鉴了曹植的艺术手法，展示了一幅幅壮丽悲怆的生活图画。像《饮马长城窟行》、《白马篇》、《纪辽东》等。如《白马篇》“白马金具装，横行辽水傍。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文犀六属铠，宝剑七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