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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瑶作品中的社会学意涵

[摘要]长期以来，读者和学者们都习惯于把琼瑶作品看成是“三厅文化”或“新鸳鸯蝴蝶派”而加以指责。其实细读琼瑶作品，把目光集中于琼瑶作品的大背景上时，会发现琼瑶作品其实与台湾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正表现着丰富的时代政治背景与深刻的社会意涵，有着丰富的社会学意义。因此，本文将着重研究琼瑶作品的社会学意涵，以彰显其社会学价值。这种社会学价值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关键词]琼瑶作品；社会学；台湾社会

自1949年之后，刚刚摆脱殖民身份的台湾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大量的离乡背井的人们突然涌入台湾，导致台湾人口在六年间激增了两百万，这对生活贫困、物质奇缺的台湾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台湾民族矛盾升级，而对于这些经历着生命中从未有过的割断故土经历的游子们，“祖国”从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概念变成了清晰的家国之痛和骨肉间无情的生死别离，“祖国”之痛切割着每个游子的心，200多万人的迁徙所带来的巨大动荡，200多万人的回望所形成的巨大效应，必然要在文学作品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而琼瑶作为这一时代起步的作家，她的作品里也必不可少地记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伤痛。琼瑶自上个世纪60年代步入文坛之后，开创了台湾言情小说的全盛时代，琼瑶所编织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再加之珠玉般的描绘，使一代代的少男少女们梦魂萦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电子媒体对琼瑶影片的热播再次强化了琼瑶作品的传播力度，电影这种更直观更有观赏效果的表现形式，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故事，更有数十年里台湾政治和文化的变故和台湾民众思想的迁徙。至今，30多年时光飞逝，而琼瑶如一棵文坛的不老松般依然劲风凛凛，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琼瑶作品独特的古典文学气质，更因为琼瑶作品中丰富的社会意涵及对当下生活的关怀深度等因素。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琼瑶的主要创作期，此时的琼瑶作品除了《六个梦》以童年对大陆生活的印象作背景、《白狐》是模仿传奇笔记小说的写作题材之外，其他的39部作品，写作背景全是台湾社会，此中依稀可见的是台湾社会从50年代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全面朝着工业化与进出口贸易经济发展的轨迹，可以这样认为，琼瑶60年代至80年代的作品中，正表现着丰富的时代政治背景与深刻的社会意涵，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美国文化的融入

1952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上台，大大改善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而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台湾政府正梦寐以求想与美国合作，于是二者一拍即合，于1954年12月台美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此后美方的武装力量派驻进台湾，而台湾也开始依靠美援缓解危机。自1950年至1957年春，台湾政府已接受美援20多亿，对台湾的政局稳定起了极大的作用。“台湾经济在恢复和初步发展时期，凡是需要巨额建设资金的项目，均由美国贷款援助。……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美国经济援助款项占台湾基建总投资的75％，台湾全部固定资产的26.7％，说明美援成为其经济发展及经济稳定的主要支柱。”

“从50年代起，台湾在接受美国政府的政治护佑及经济援助的同时，通过教育体制的美国化改革和西方文化的强力渗透，使得台湾的思想文化日益出现强烈的西方色彩。”美援的融入，美军的入驻，美国管理理念与台湾传统思想的摩擦与契合，带来的不仅仅是台湾经济的复苏，也带来了美国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进驻。从琼瑶的影片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生活的影响：台湾人以美国文化为追逐对象，有钱人想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譬如去跳的士高、泡舞厅、打打弹子(撞球)，或是去吃牛排(过去台湾人是不吃牛肉的，因为牛是农业社会很重要的图腾)，这一时期的台湾人听的是猫王及披头士的那种音乐，崇尚美国名牌生活用品，台湾制造“MIT”被贬得一文不值。台湾社会在强烈地依赖美援的年代里，民族自信心已低落了，台湾人没有自我认同的能力，在经济上与对未来生活的设计上统统把自己与美国文化捆绑在了一起。比如((我是一片云》里，段宛露的青梅竹马的男友友岚是个留美工程师，主要人物罗静尘也被派往美国去培训，而段宛露与孟樵时常在咖啡厅和舞厅里约会，表明台湾经济正在恢复，美援的溶入正在改善着市民的夜生活；而到了80年《聚散两依依》中的高寒，他的善弹吉他和他所组建的埃及人乐队以及街头上青年人骑摩托成风，还有他们的约会地点是“北欧大厦”、“撒哈拉舞厅”等以及青年人的迪士高舞，都是美式生活方式对台湾新一代的强力渗透，与欧美影片中的某些场景十分相像。因为崇洋，《雁儿在林梢》中的姐姐即使卖身也要送妹妹到英国去，这再现了当时台湾的一种社会心态，青年人只有喝洋墨水留学回来才称得上衣锦还乡，所以在《幸运草》里，也出现了这样的表述：“出国未尝不是一条路，台湾地方小，人口越来越多，大学生多如过江之鲫，青年无法发展，自然就会往国外跑，何况欧美的物质文明也是我们所羡慕的。”《烟雨蒙蒙》里迁到台湾的陆家，经济上的富足优越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