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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伦理

器官移植技术（organtransplantation）挽救了许多生命垂危的病人，但这一技术本身面临的伦理挑战以及需多供少所带来的伦理问题，激起了人们的很大争论，必须对器官移植进行合乎伦理地应对。英国学者兰姆说：“器官移植的历史，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成就史，另一方面也是一部道德焦虑和冷峻的道德思考史。”

第一节

器官移植的伦理依据

器官移植技术的临床应用，在向人类展现美好的希望曙光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我们在明确器官移植概念的基础上，从元伦理层面厘定器官移植的道德性质。

一、器官移植的概念

医学上的器官移植是将一个人健康的器官移植到病人体内的复杂手术，目的是替换病人因疾病丧失功能的器官。广义的器官移植还包括细胞移植和组织移植。法律上的器官移植则是指为了达到一定治疗目的，由器官捐赠者的捐赠行为、专门医疗机构摘取器官的协助行为和植入器官的治疗行为等构成的相互独立、相互联络的关联结合行为。在器官移植中，捐献器官的个体叫供体，而接受器官移植的则被称为受体。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器官移植的免疫学理论逐渐建立并不断完善，器官移植手术技术和围术期治疗水平不断提高，新型免疫抑制药物不断涌现并应用于临床，肾、肝、心脏、胰腺、小肠移植等相继获得成功，器官移植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器官移植技术已经成为公认的治疗各种终末期器官疾病的有效手段。

器官移植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几点：①供受者的选择问题，术前首先必须进行供、受者特异匹配的选择，而且必须遵循不同移植术的不同免疫学和非免疫学的选择的基本原则和要求；②器官在整个移植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有足够的活力；③使移植物在受者体内能长期存活下来，并维持其正常功能，预防和控制移植物因免疫和非免疫因素导致的近期或远期丧失功能。

二、“善”与器官移植

“善”是伦理学中最基本的范畴。“善”就是一切事物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任何主体需要、欲望、目的的属性。或者说，“善”就是那种既符合人们的要求，又符合外部现实性的实践活动。

“善”又分为“内在善”和“外在善”。所谓“内在善”也可以称之为“目的善”或“自身善”，是其自身而非其结果就是可欲的、就能够满足需要、就是人们追求的目的的善。所谓“手段善”也可以称之为“外在善”，乃是其结果是可欲的、能够满足需要、从而是人们追求的目的的善，是能够产生某种自身善的结果的善，是其结果而非自身成为人们追求的目的的善，是其自身作为人们追求的手段、而其结果才是人们所追求的目的的善。

首先，从器官移植技术发明的内在动机来看，器官移植技术的发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挽救病人生命、减轻病人痛苦、提高人类健康程度这一医学的根本目标的，就是为了使一些绝症患者摆脱绝望的境地，进而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提高人类生存质量。而健康对人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器官移植自身就是可欲的、就能够满足需要、就是人们追求的目的的善。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器官移植自身就是善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内在善”。

其次，从器官移植技术产生的效果看，一方面，使众多绝症患者走出了濒临死亡的绝境，使他们重新获得了健康的权利，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继续为社会创造着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器官移植在挽救人的性命的同时，也延长了人的寿命。因而从这个角度讲，器官移植是一种“手段善”。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不仅有可能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式，而且与人类追求健康长寿是一致的，有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及人类的世代繁衍不息。

总之，无论从动机还是效果看，器官移植不仅仅在目的上是可行的，而且在价值性的意义上也是善的，是“内在善”与“手段善”的内在统一。当然，科技与道德相辅相成，器官移植技术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也是不可回避的。但是，这些只有靠技术的更加进步来解决，而不是陷于伦理悖论而停滞不前。

三、“幸福”与器官移植

幸福是伦理学上的又一个重要范畴，伦理学所讲的“幸福”，是指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评价。就一般涵义而言，幸福就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感受或意识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但伦理学所讲的幸福范畴，不是生活中某种偶然因素所引起的暂时的愉快和满足，而是指对人生某一阶段，某一重大事件，或者全部生活所做出的总评价。

生命与幸福是紧密相连的，失去了生命实际上就失去了幸福。器官移植实践德性的应用恰恰是在实践操作中尊重生命，因此，是为人们谋取“幸福”的行为。就移植的供体和受体而言，二者都在参与器官移植技术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不同的幸福感，并且增进了互相的幸福指数。

首先，器官捐献移植能够使供体在利他行为中完成个体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实现最终的幸福。器官移植中的器官捐赠移植手术的进行，恰恰是供体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格完善的过程，从而为供体实现幸福提供了实践途径。一方面，器